7月19日，在华畅销15年的捷达历史性地走出长春，在成都投产，但这并不意味着搁置了2年的捷达西迁计划已获成功。从2年前10万辆的宏伟计划，到如今区区2万多辆的产能，一汽酝酿5年的转产计划大打折扣。

　　捷达成都转产

　　7月19日，捷达正式在成都投产，与长春同步生产，计划年产量为24000辆。

　　成都一汽是捷达在成都的生产基地，由一汽集团与成都工业投资公司合建，一汽拥有超过8成股份。该基地产能10万辆，但此次成都版捷达的计划年产量仅为24000辆。在成都出产的捷达车型将主要供应西部市场。

　　一汽集团总经理竺延风表示，捷达入川是一汽响应和支持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举动，此举也能缓解一汽大众捷达生产线的超负荷压力，并降低捷达的生产成本。

　　目前长春产的捷达在西南市场均有销售，口碑也甚好，但市场占有率实际上并不高。根据当地经销商的预测，捷达在成都落地生产后，在西南的市场份额将提高5成左右，这将是可观的变化。

　　目前捷达的售价在7.68万-10.18万元。当地经销商预计，在成都生产捷达后，当地捷达的价格可能有下调空间，预计在5000-8000元左右。在多年前，上海通用将其的入门级车赛欧的生产线移至烟台后，产品价格就有下调，市场反应良好。

　　竺延风全国布局

　　捷达搬家，成都一汽终于“有米下炊”，竺延风也实现了西南布点。

　　此前，一汽在全国布局几近完整。在长春总部，一汽生产中高档的卡车和中高档的乘用车；在天津，生产经济型轿车；在柳州，有一汽柳州特种车辆厂，生产特种车辆；在山东、江苏、上海也都有一汽的企业。但是在广阔的西部市场上，一汽仅在四川生产卡车和客车，并没有任何轿车布点。而按照一汽规划，在全国的各大区域，都应该有生产布点，一是为节省物流成本，二是为加强品牌渗透。

　　按照竺延风的设想，在全国各大区域市场上，国内几个汽车集团均有重兵把守，惟独在西南市场上，除了大本营在重庆的长安汽车，其他企业并没有大军盘踞，因此，竺延风对西南市场期望值很高。一汽经济型轿车在西南的前沿阵地正是成都一汽。

　　分析人士称，相比东北和东部沿海地区，捷达在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市场开发尚不太充分。“捷达可以成都为半径，向中西部地区辐射，这样可以大大延长老车型捷达的生命周期。”该人士称。

　　更重要的是，除了考虑全国布局外，捷达转产还可能涉及自主品牌。据悉，老捷达在成都投产一段时间后，在适当时候将得到大众同意，变身一汽大众的自主品牌，老捷达的PQ32平台成为自主品牌的平台。当然，捷达身上的大众“W”标将换成一汽的LO-GO。事实上，两年前一汽大众内部便曾论证将捷达从大众品牌中剥离出来，单独设立品牌的可能性。当时一汽大众销售公司副总经理华明耀表示，合资公司自主品牌事宜由一汽集团全权统筹。

　　记者发现，19日当天活动的背景板上只有“捷达轿车成都生产启动仪式”，并未有任何大众汽车或一汽大众的标记，而事实上，大众汽车和一汽大众拥有捷达的知识产权。但此次捷达在成都一汽生产，成都一汽并不属于一汽大众，而隶属一汽集团。此事合理的解释是一汽直接获得了大众的某种授权。昨天一汽大众办公室主任王琳表示，捷达的事情得问一汽集团。

　　西迁计划部分受阻

　　事实上，捷达成都投产，并没有达到预想中的效果，由于在一汽内部遇到较强阻力，西迁计划实际上大打折扣。

　　早在2002年10月，一汽集团在四川成立了成都一汽———一汽集团占81.15%，成都工业投资公司占18.85%。在成都一汽成立之后，一汽就拟出以成都一汽为载体，在成都上轿车项目的规划。但之后国内轿车市场不振，一汽集团成都轿车项目几近放弃。然而，后来四川和成都两级政府大力促进一汽集团轿车项目，并游说一汽最大的合作伙伴———德国大众。2005年5月，成都一汽迁至龙泉的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期设计产能达10万辆的轿车项目开工，原定2006年投产，目的就是捷达完全转产成都。

　　针对此事，当时一汽内部形成了赞成和反对两个阵营，后来，由于内部意见不统一，这一计划搁置。一汽副总经理秦焕明当时曾明确表示，“一汽大众首先要满足现有的生产线。”

　　如今，捷达终于实现在成都投产，但是设计年产量已从10万辆锐减至2.4万辆。一汽大众总经理安铁成说，成都一汽轿车生产的冲压、焊装、涂装和总装四大工艺当中后三项已具备，车身等冲压件将从长春基地运来。也就是说，当初设想的10万辆整车生产基地如今暂时成了组装基地，年组装量只有2.4万辆。

　　记者了解到，在成都一汽厂区的周边，成都经开给零部件供应商预留1000亩的土地，但由于一汽内部争论不断，两年来跟到成都的一汽大众供应商并不多。同时，未来5年一汽大众每年将引进不少于两款新车，因此竺延风等人希望把宝来、高尔夫等稍旧的车型也转到成都一汽生产，但这个方案在一汽经管会层面也有较大分歧。分析人士称，捷达西迁计划能否全盘落实，将直接决定竺延风和一汽集团西南布局计划的成败。

　　本报记者 杨开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