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运河不仅是一条交通运输的人工之河，更重要的是一条千年的人文之河，它对中国艺术的生成和发展，特别是对于中国南北艺术的交流和融合，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华大地特有的地貌：千年屏障——世界屋脊后的地貌，大江东流——由西向东的地理地形，这样一个山高水远的华夏居所，使得从史前文明开始，就造成了中国特有的艺术生存环境——南北艺术交流的困难。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由西往东的延伸，与新石器时代后期北方红山文化和南方良渚文化玉器造型上的差异，居所环境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不管世人如何评价隋炀帝，由他开凿的京杭大运河，倒确是顺应了当时南北民族(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大融合的需要。秦始皇筑万里长城，是为了抗“夷”，

　　大运河的开凿则是为了实现隋炀帝“华夷混一”的梦想。

　　自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历经元、明、清几代的疏浚和改造，它对中国南北地区的艺术发展与交流，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艺人的往来，艺术作品的流传，艺术班社/社团的交流，是不用说了，更重要的是，大运河曾在中国艺术发展的历史上发挥过三次非常关键的作用，我们姑且称之为“大运河艺术现象”。

　　第一次是唐宋间，特别是南宋时期，大运河对中国陶瓷艺术发展的影响。

　　如北宋的汝窑青瓷，是中国陶瓷艺术的第一个高峰，以后直接影响了南宋的龙泉窑青瓷和景德镇窑青白釉瓷。南宋偏安杭州，国家的和平依靠外交维持，即每年要向北方的金国提供大量的贡品，主要是陶瓷、丝绸和金银。而传输的途径基本上即是依靠运河的水路运输。

　　南宋的陶瓷业也直接推动了外贸业，产品远销海外东亚如南朝鲜、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及东非、阿拉伯诸国等地，同时也促使了南宋陶瓷艺术的进步和生产的提高，从而直接推动了元以后中国青花瓷的发达和陶瓷艺术的更进一步发展。

　　第二次是元末、明、清初时期，大运河对戏曲声腔和民间舞蹈艺术，特别是昆山腔艺术发展和传播的影响。

　　元末明初时期，地方诸腔并起，特别是围绕运河一带地区，更是诸腔杂陈。所以明王骥德在《曲律》中说：“世之腔调，每三十年一变，由元迄今，不知几经变更矣！”最后导致昆山腔的产生。

　　昆山腔是在北曲、海盐、弋阳等南曲诸腔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的戏曲声腔，号称“水磨调”，以“婉丽妩媚，一唱三叹”著称。开初在苏州、太仓流传，万历年间它的影响已通过水路从吴中扩展到江浙各地，以后又通过水陆二路，传遍全国大江南北。譬如由明入清的戏曲家李渔，就曾带着自己的家庭戏班，“浪游天下几二十年”(《笠翁文集·复柯岸初掌科书》)，除了演出他自己创作的“十种曲”外，还演出了很多当时流行的昆山腔剧目，如《浣纱记》等。因戏班人员衣箱众多，基本上靠的是水路运输，其中往来大江南北，就由大运河出入。

　　正是因了大运河的传播——当然还有陆路和其他水系的传播，昆曲传至全国各地，并形成了地域性的风格，如川昆、浙昆、苏昆、北昆和沪昆等。

　　明清时期另一重要的是民间舞蹈的传播。明中叶后，传统舞蹈进入戏曲艺术，成为唱、念、做、打的一部分，但民俗节庆时的一些民间舞蹈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龙舞、秧歌、灯舞等。这一时期，依靠运河的传输，一些民间舞蹈得到了交流，因而扩大了民间舞蹈的传播范围，改变了以往民俗节庆舞蹈仅限于村镇乡里的状况。尤其是沿大运河沿线，这种状况特别明显。如北方的霸王鞭进入江南及上海地区，成为民舞打莲湘。

　　第三次是后清时期，大运河对中国京剧艺术——国剧的发展和成熟的影响。

　　我们一般将乾隆五十五年(1790)扬州的三庆徽班入京，作为形成京剧的一个标志。但直至民国初年，北京人仍将它称作皮簧戏，甚至老徽调，就如《燕京岁时记》所载:“咸丰以前，最重昆腔高腔……咸丰以后，专重二簧。” 从皮簧戏衍变为一个崭新的全国性大剧种──京剧，一方面与皮簧善于吸取其他地方戏的各种优点，并在艺术形式方面敢于进行革新尝试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京城的皮簧班通过在上海跑码头，利用上海经济发达的优长，迅速向全国传播有关。清末民初的“老生新三杰”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和民国初年的“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大多经由上海的演出而名声更噪。无疑，京戏班由京入沪，和由水路进入江苏南边的里下河地区，以及最后南派京剧(海派京剧)的形成，都与大运河有关。

　　不仅如此，谭鑫培在艺术上富有革新精神，与他的数次上海演出不无关系；梅兰芳对京剧旦脚传统化妆方法的改良和排演时装新戏，也与他在上海演出过程中受到新思想的影响有关。

　　更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由于京城的皮簧班和皮簧艺人大量由大运河水路入沪，至民国以后，上海的戏园全部为京皮簧班所掌握，上海人才将这种来自京城的皮簧戏称为“京戏”，“京戏”也才得有此名，后来此名回流至北京并逐渐流传至全国。所以，我们又可以说，“京戏”一名，其实创自上海，大运河可说功不可没。

　　惟其如此，我们说大运河是徽班逐渐发展成为京剧的一个关键，一点也不为过。

　　至清末民初，虽然陆路交通渐趋发达，但大运河在对地方戏曲剧种的发生和发展上还产生过一次重大的作用。譬如现在风行全国的越剧，由浙江绍兴一带的“落地唱书”发展而成“的笃班”，后经运河系统进入上海，借鉴和吸取了京剧、话剧的一些表导演元素，终于衍变为新的戏曲剧种越剧。在谢晋导演的电影《舞台姐妹》中，我们看到的乡村越剧班就是经京杭运河进入上海的。又如同样风靡全国的黄梅戏，从采茶歌舞发展到三小戏，最后经长江进入上海，才逐渐职业化而成为大戏的。而它以后的向外传播，则更多是依靠运河水路系统的传输。

　　当然，我们说，京杭大运河毕竟是水向东流的中国中的一条靠近东岸的人工运河，与东西向的水系相比，差距还很悬殊，所以从总体上来说，对中国艺术整体发展的影响，还是相对而言的，因为它还牵涉到政治、经济等因素。而且，艺术交流的频繁，并不能取代艺术的地域或区域差异。因为，在艺术的历史长河中，艺术的差异是绝对的，艺术的同一是相对的。绘画的南北宗，书法的北碑南帖，北方梆子戏系统和南方的曲牌戏曲系统，民间舞蹈的北狮舞与南狮舞等，会一直成为中国艺术发展的主流。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由于艺术的传播，才造成了如南北昆、南北话剧的艺术差异。

　　即便如此，从艺术的传播角度说，京杭大运河对中国艺术发展的影响与作用，也是“功垂竹帛”的。

　　蓝凡，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曾任《上海艺术家》杂志社社长、主编，现为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教授、博导，上海大学艺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著有《中西戏剧比较论稿》(1992～1993年上海优秀图书二等奖)，《电视艺术通论》、《舞蹈论文选》、《戏剧比较通论》、《电影艺术通论》、《中外艺术比较史》等论著，《中国京剧史》上卷主编，国家九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华舞蹈志》总编，并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哲学大辞典·美学》、《中国剧种大辞典》、《电视艺术辞典》等辞书条目的撰写。(作者：上海大学 蓝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