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毅显然无福消受眼前这桌丰盛的午餐,作为标致雪铁龙集团驻中国首席代表,他深知他们在中国还在饿肚子,而这桌已经达到“小康水平”的午餐却显得有些奢侈。4月3日中午,面对与之共进午餐的媒体记者,博毅宣布了标致雪铁龙即将在中国实行的一系列战略:建设新的生产基地,引进高端生产平台,4年内投放9款车型,建立汽车贸易公司,每一项战略都堪称重磅新闻,也透露出一度陷入困境的标致雪铁龙,希望在中国“快速奔小康”的决心。这些战略与其在中国的合资公司———神龙公司密切相关。
记者们的连番提问使博毅不得不摆出各种手势,用很强烈的语气来解释问题。事实上,他也迫切希望记者们能够感受到标致雪铁龙对中国市场的诚意。这是标致雪铁龙在对其弱势地位漠然视之很长一段时间后,发生的一个重大转变。
首先是引进车型的诚意。博毅表示,从2006年至2009年,神龙公司计划投放9款车型,包括2006年的3款,分别是新上市的东风标致206,即将上市的东风雪铁龙凯旋和一款代号为T21的紧凑型轿车。今后3年,平均每年要上市两款车型,这对常年以富康、爱丽舍等少数车型单打独斗的神龙来说,是一个惊人的决定。
从吝啬到慷慨,与东风汽车“成婚”13年了,标致雪铁龙还从没这么爽快过,而转折点就在2005年。这一年,在中国汽车市场销量增长24%的环境下,神龙增长了57.5%,年销量达到14.04万辆。标致307的热卖,证实了神龙引进标致品牌是一个理智的决定,而标致206销售的火爆和消费者对凯旋的厚望,更让标致雪铁龙重拾信心。一度陷入亏损的神龙在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后,已显示出赢利的前景,为了让好日子持续下去,在疯狂本土化、疯狂降成本后,就是“疯狂上新车”了。
博毅告诉记者,目前神龙已经引进了标致雪铁龙的两个生产平台:1号平台主要生产紧凑型轿车,包括标致206和T21;2号平台主要生产中型车,包括标致307和凯旋。在高档轿车领域还欠缺一个平台,那就是最高级别可以生产雪铁龙C5和标致607的3号平台,该平台计划于2010年前引入。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神龙将拥有从紧凑型到大型轿车的全系列车型。
据博毅介绍,目前标致雪铁龙只有4个平台,除了这3个覆盖高、中、低档轿车市场的平台之外,还有与菲亚特合作开发的4号平台,主要生产单厢车和商用车。也就是说,标致雪铁龙把自己的“老本”全部交给了中国,而3号平台的引入,也证实了标致雪铁龙力求进入中国豪华车市场的决心。
可见,这份诚意已不仅仅局限于引进几款车型了,一旦3号平台建成,标致雪铁龙的所有主流车型都有可能在中国生产。博毅表示,神龙的技术开发中心有650余名技术人员,凯旋能够成功问世,这些人功不可没。但神龙也有自己的内部传统,不喜欢显山露水,所以外界很少知道神龙的技术力量有多强。“目前还没有合资公司能生产出真正具有中国风格的汽车,不管是别克还是天籁,都是基于原有的平台,因为成本问题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博毅说。
据介绍,今年武汉工厂产能翻番工程结束后,年产能力将达到30万辆。博毅表示,到2008年,该工厂产能将严重不足。神龙今年的产销目标为20万辆,也就是说,标致雪铁龙有信心两年后销量增长10万辆以上。而生产高端车型的3号平台的引入,也使神龙不得不考虑建立新的生产基地。
博毅告诉记者,新工厂的选址问题是个多项选择题,是否仍建在武汉现在还不好说,需要今年7月董事会集体决定。他还反复强调,新工厂仍是标致雪铁龙与东风汽车的合作项目,并声称在中国不会有第二个合作伙伴。这种斩钉截铁的态度,凸显出标致雪铁龙与东风战略联盟的稳固性,此前有关其见异思迁的传言也被证实为空穴来风。事实上,标致雪铁龙早已开始自我反思,意识到与其迁怒于合作伙伴,不如进一步加快发展步伐。
在此之前,通用、丰田这些后来者的崛起曾让标致雪铁龙疲于招架,而当其潜心研究竞争对手的时候,却发现它们无一不是以多品牌战略通吃中国市场,以一系列车型渗透各细分领域,即使某一车型陷入困境,还有其他车型上阵拼杀。这也让其意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年增长速度超过20%的市场上,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对中国市场吝啬,就是对自己吝啬。
虽然去年标致雪铁龙在中国的业绩实现了大幅增长,但博毅也有底气不足的时候。当他谈到进口车业务时,沮丧之情溢于言表,“去年的进口车型,标致品牌卖出1000辆,雪铁龙品牌只有300辆”。
在进口车销售陷入低谷的现实下,引进3号平台似乎是一个险招,毕竟这个平台的车型档次都不低。尽管博毅表示购买进口车的都是汽车发烧友,需求量较少,但进口车的销售成绩,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高档车国产的必要性。为此,标致雪铁龙特意在中国成立了全资子公司——标致雪铁龙(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主要负责进口车业务,以及中国生产零部件的出口业务。而博毅则兼任该公司总经理,他告诉记者,今年年底,将引进C6和两厢C4两款进口车;未来进口车型的表现,将作为其是否国产化的依据。
标致雪铁龙的一系列行动,将决定这个在中国仍处于弱势地位的欧洲第二大汽车企业能否力挽狂澜。当其意识到,正是自己的吝啬对其快速发展构成掣肘的时候,其一系列慷慨的举措也让人们为之振奋,尽管这一转变来得太慢,但为时未晚。
本报记者 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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