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宁波梦断、和辽宁关系破裂，仰融期望靠整合手段来打造汽车自主品牌的道路也就走到尽头

　　越洋的电话线消弭了中国和美国西部之间十几个小时的时差。2005年6月某日的深夜，当《中国企业家》拨通了仰融在美国家里的电话，话筒另一端传来了仰融熟悉的声音，一如三年前的洪亮、富于激情。

　　当外界对仰融的关注已从其汽车梦转移到他那有名的产权官司上时，仰融本人倒似乎对于前者的破碎更加耿耿于怀，起码在三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他表现为这样。

　　“从1991年与沈阳金杯合资到2002年我离开，十几年来我对这个企业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一个普通的确认产权问题变成复杂的国际问题，这不是我愿意看到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下，没有什么不能通过协商来解决。”

　　仰融的用词没有和日新月异的中国改革脱节，他显然在密切关注中国的政经动向。可以想见，三年前在上海瑞金医院的病房里最终作出逃离中国的决定，对这样一个人而言，并不容易。2002年6月初，在仰融携夫人悄然离境后，辽宁省政府则以涉嫌经济犯罪为名，对仰发出批捕令。

　　“如果有机会再让我来经营华晨，我肯定会使出浑身解数把企业救起来，否则我也不会东山再起。要做汽车我一定会回到原来的地方，如果不能，我在汽车产业上就画上了句号。再也不走汽车制造这条路，再也不过问了。”

　　在和仰融此次对话前后，《中国企业家》走访了多位业内分析人士以及曾经在华晨工作过的人。在他们中的很多人看来，虽然仰融当年所运用的产业与金融相结合的造车手段会给华晨的未来带来不确定性，但是他从造轻客到造轿车、自主研发与合资双管齐下的造车思路却不失为一条符合汽车工业发展规律与中国汽车产业特色的新道路。

　　“假如仰融能专注于汽车领域，不走产融结合的路，他在汽车业成功的可能性是80%。”对华晨始终保持高度关注的中国民族证券研究发展中心总经理助理曹鹤说。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汽车行业分析师史俊认为：“仰融是华晨战略工程的设计师，整个企业各项资源的整合与匹配度、每一个合作的战略意图都在他的脑海中，他离开之后原有路线发生偏移、人心的动荡都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三年前，仰融匆匆离开中国时，华晨造车，正棋至中盘。

　　胎死腹中的罗孚项目

　　2005年，在上海和南汽争购英国罗孚汽车的白热化阶段，据某些媒体报道，仰融的身影仍闪现收购战其中。毕竟，他是几年前中国汽车界和罗孚接触最深的人士之一。罗孚在中国的项目甚至有望成为仰融的“第六朵金花”。

　　但是，恰恰就是这被仰融寄望甚深的“第六朵金花”激化了华晨和辽宁方面的利益矛盾，产权之争浮出水面，直至仰融失守华晨、远走美国。

　　此前外界只是大致了解华晨和罗孚有合作意向，此番接受《中国企业家》专访时，仰融首次向媒体详述了当年的合资内幕。

　　仰融习惯于把他的汽车产业布局分为两个部分：“五朵金花”和罗孚。2002年，华晨因拥有金杯客车、金杯通用、中兴皮卡、三江雷诺、中华轿车等8条生产线，被称为国内仅次于三大汽车集团的“第四汽”。彼时，罗孚项目秘而未宣，“五朵金花”已经布置有序：除了引进丰田技术的金杯海狮轻型客车、拥有整车知识产权的中华轿车、与宝马合资生产高档豪华车以外，华晨还于2000年与通用合资共同投资2.3亿美元组建合资企业，在沈阳生产“雪佛兰”卡车及SUV，2001年7月正式接手位于湖北孝感的三江雷诺，控股55%，准备引进雷诺家用型经济轿车“甘果”。

　　自然，仰融最为看重的还是他倾注心血最多的中华轿车。从1997年起，华晨总共斥资40多亿人民币聘请名师进行车型设计、引进德国最先进的制造设备、建成年产10万辆的中华轿车厂房。按照仰融的构想，到2010年，“中华”在“五朵金花”中的产销量应该占到50%以上，成为最亮的一朵。在他看来，自主品牌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现在沈阳“中华”所走的路线，初期委托设计，之后依靠自身的滚动积累培育核心研发能力；第二种是打破中国目前常规的合作模式，在中国加入WTO的前提下，和世界级别的汽车公司寻求不同形式和内容的合作，而目的也是为了做强自主品牌。

　　后来备受争议的罗孚项目，据仰融的说法，就是为中华而生的，找罗孚的初衷，是为升级“中华”的发动机。

　　2000年12月“中华”下线后，仰融发现装在第一代中华轿车中的三菱发动机存在与车型不匹配、动力不足的毛病，但要让三菱进行技术更新“难于上青天”。为此，仰融先是找宝马帮忙，提出是否可能把宝马的发动机放到“中华”里，宝马方面断然拒绝：“我的发动机比你一辆车的价格还高”，但他们向仰融推荐了罗孚。

　　仰融说他也没有料到，与罗孚发动机公司的谈判很快上升到华晨与罗孚进行全面合资的阶段。三去罗孚，仰融提出了以下的合作方式：第一，合资后罗孚的所有产品搬到宁波生产；第二，保持罗孚英国研发中心和欧洲销售体系的存在，每年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中，出口欧洲的打罗孚品牌，在中国和亚太地区销售的打中华品牌；第三，罗孚帮助“中华”第一代产品完成发动机的升级换代，并在发动机上打上“中华”商标。当时的罗孚虽然已难维持盈亏平衡，固定费用投入巨大，成本居高不下，但仰融提出的合作模式还是让它们感到震惊而且难以接受。罗孚表示，至少在中国还没有这样的做法，仰融的要求相当于把“中华”的品牌注入了一家百年老店的血液之中，这给他们心理上的触动太大。

　　罗孚提出，在中国合资品牌更受偏爱，未来在中国市场销售的产品应该打罗孚商标，每辆车罗孚还要收200美元的商标费。仰融回绝：“你放心，我在中国销售绝对不会用你的牌子，这笔钱你肯定是赚不到的。”

　　为了打消罗孚的疑虑，仰融自称“苦口婆心”，反复向罗孚讲述德国大众的案例：在进入中国之前德国大众如何岌岌可危，靠着和中国企业合资、进入中国市场方获暴利从而一举摆脱困境。同时，华晨和来自4个国家的国际级汽车厂商合资、合作的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服了罗孚作出合资决策。

　　双方最终达成协议，以合资方式在宁波建厂，中方投资进行土地、厂房等的购置，占50%的股份(后经商谈升至51%)，罗孚投入产品和设备。协议规定，合资企业的采购中心放在宁波，价格政策公开，向罗孚推荐的零部件供应商直接采购，中间不得有任何的附加管理费；罗孚在中国的销售价格不得高于欧洲。此外仰融表示，中方可以借给罗孚1.9亿英镑，其中几千万英镑用于解决因生产线搬迁引起裁员所需的费用，另外1亿多英镑用来设计罗孚新的45车，作为中华的第三代产品。“这样，在沈阳生产的‘中华’是‘中华’第一代，宁波投产的罗孚是第二代，罗孚新45也就是‘中华’第三代——这在我离开的时候已经在日内瓦展出了。”仰融回忆道。

　　一位曾经担任华晨高层的人士向本刊回述，仰融当时计划把宁波作为零部件采购基地和“中华”主要的制造基地，沈阳作为客车基地，保留金杯海狮。

　　极具想像力、但危险的产融结合

　　罗孚项目为什么选择宁波，仰融的理由有三点。第一，当地政府开明，政策优惠。据仰融回忆，罗孚落户宁波，买地、建厂房可以先使用后支付，减轻前期投入的负担。罗孚项目的产品50%要出口，宁波是港口城市，政府承诺为罗孚项目投资兴建滚装船码头。第二，从配套半径看，长三角占中国零部件市场份额的70%，宁波具有地缘优势。而第三点，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宁波有一个“金娃娃”——宁波大桥即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吸引着仰融。

　　基于这三点，仰融开始用他最擅长的金融手段进行一系列的资本运作。2002年，注册资金达10亿元的宁波正通汽车工业投资有限公司成立，其中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600609，后更名为沈阳金杯汽车有限公司)和中国正通控股有限公司(该公司为仰融个人掌控)各出5亿元。之后，宁波正通作为与罗孚合资的中方，这样金杯客车在合资公司中握有25%的股份。同时相关资料显示，由仰融控制的上海申华控股(600653)通过注册成立沈阳正通汽车投资有限公司曲线介入中华轿车项目，以实现未来“中华”制造基地的转移。宁波大桥项目的投资预算是100亿元，仰融以上海申华控股的名义介入，占50%的股份。仰融表示，有关方面曾承诺，如果罗孚项目能够落户宁波，大桥项目所需的资本金15亿元可以贷款。

　　在仰融看来，他的部署并无不妥之处：“沈阳金杯投资5亿参与罗孚项目，日后必然能够得到数倍的投资收益；5年后宁波大桥建成，将极大解决上海至宁波交通堵塞问题，只会赚不会赔的，在汽车产业陷入低谷时是很好的资金输血源头。”

　　但是，“站在辽宁省、沈阳市的角度看，仰融的这种做法无异于掏空金杯汽车(600609)，让金杯汽车为他在外省的项目输血。”曹鹤分析说。

　　事实上，仰融控制的多家上市公司都与金杯汽车有着资金、业务的往来。例如，作为其业绩的支撑，参与宁波大桥投资的上海申华控股每年和金杯汽车签有40亿左右的销售合同。辽宁方面希望看到的是以华晨汽车集团为龙头，重点发展宝马、中华轿车、金杯客车及多功能越野车，以此带动丹东、大连、锦州等城市的汽车及零部件工业，而仰融在宁波建轿车基地、间接用金杯汽车的资金在省外投资非汽车相关产业的做法显然是与地方政府的期望相违背的。

　　如今，仰融也为自己当初的选择而叹息：“我真没有想到，把项目放在宁波会惹出这么多事……要是放在大连，可能什么事都没有了。”

　　然而，如果时光倒流，仰融真的会舍宁波选大连吗，他舍得放下宁波大桥项目吗？毕竟，在华晨汽车的背后，仰融还在谋划一个更大的华晨系。在经营汽车业的同时，他不仅投资宁波大桥等基础建设项目，还斥巨资成为广发银行的大股东、参与成立民生信用担保公司，并涉足生物医药、航天科技等领域。根据仰融的形容，大华晨系的轮廓是，在一家金融控股公司之下设有汽车、金融、基础建设三大板块。其中汽车占总产值的80%，到2010年实现150万辆的产销，2000亿的营收，200亿的利润。

　　尽管一些汽车产业内的人士认为，华晨不具有三大汽车集团的雄厚背景，要想快速崛起必然要走金融与产业相结合的路径，在收购与汽车产业价值链相关的企业同时，进入能够短期获利的产业、企业，实现现金流与资源价值链的整合。但是更多的汽车界分析人士指出，仰融的操作手法与已经倒下的“中科系”、“德隆系”并无两样，即使华晨汽车的原有路线没有因产权问题而中断，也可能会毁于“大华晨”未来某一时刻的崩溃。

　　当然，大家都知道的是，仰融甚至没能等到这个设想中的“某一时刻的崩溃”来到便被迫提前退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