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加强对公务车的监督和管理，规范公务用车行为，山西省太原市近期将统一制作公务车标识，在全市6000多辆行政和事业单位公务车上张贴，让这些车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太原市要求，行政和事业单位须将“公务车”标识张贴于公务车的前挡风玻璃右上方，标识上标有车辆序号和监督电话，并且明确了公务车使用的七条“戒律”：不准拒贴或撕掉标识，不准违规驾驶公务车，不准公务车私用，不准滥用特权，不准乱停乱放等。

　　公务用车贴标识并不是太原市的独创，此前不少地区已经有了尝试。今年6月，四川省成都市将全市1.5万辆公务车全部贴上统一的“太阳鸟”标识，希望通过此举监督公车旅游、公车接送子女等公车私用现象。山西省运城市也出台过类似的举措。

　　公车贴标签，真的能给“车轮下的腐败”点“死穴”吗？

　　现状：“公车腐败”逼出“验明正身”

　　近年来，随着公车数量的增加，公车私用的问题日益突出，屡屡遭到群众的诟病，已经成了公众舆论反响强烈的热点问题。对这一顽症如果不根治，不仅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而且也会给我国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根据全国政协的一份提案披露：我国现有公务用车约400万辆，包括司勤人员在内每年耗资约3000亿元，大约相当于国家为三峡工程投资的3倍。公车在采购、维护和运行方面都存在着比私车高得多的成本。出租车工作效率为公车的5倍，可运输成本仅为公车的13.5%。公车私用及其昂贵的维护费用滋生的“车轮下的腐败”确实到了非根治不可的时候了。

　　山西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位学者指出，公车私用现象实质上是公共权力的滥用，是利用职权谋取个人私利；分析其行为的某些特征，与贪污、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等行为十分相近。但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干部至今认识模糊，特权思想严重，公车被当作婚礼的花车、接送子女的通勤车、出入酒店、餐厅和娱乐场所的得意“快乘”。

　　“公车贴上标签公开其公车身份，可将公车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能够有效制止公车私用现象。”太原市财政局治理“三乱”办公室主任郑天佑告诉记者，“我们这样做，目的是让公车私用和公车在不当场合滥用等现象暴露在阳光下，接受群众监督。车上贴有公车标签，时刻在提醒使用者，这是公车，有群众在监督，只能办公事。”

　　郑天佑介绍，这一举措是为了加强纪律教育，增强全市行政事业单位、特别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规范使用公务车的意识。此外，还要认真受理群众举报，及时查处违反规定使用公务车的行为。

　　质疑：贴个标签能点“死穴”吗？

　　公车贴标签，能否管住公车私用？群众对此众说纷纭。

　　“公车上贴标识，可以禁止公车私用，既可节约开支，又可改善干群关系，是个好办法。”太原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

　　而市民邵先生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如果贴个标识就能防止公务用车腐败，那也太低估公车私用者的“水平”和“能力”了。即使贴了标识，那些对公车腐败现象早就麻木了的百姓，是否愿意“自觉”监督也还是个问题。

　　在公务车上贴个“标识”，很难有效地杜绝公车私用现象。

　　太原市纪检委有关人士认为，遏制公车私用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依靠反腐倡廉工作的整体推进，其本身也需要完善配套措施。因为各单位公务用车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变，究竟如何使用选择权在原单位；极少数人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也为监管工作带来不少变数。“公车标识监督”不能“一贴了之”，这项改革措施要不断地完善和创新才行。

　　关键：借鉴经验立法规制

　　一位多年从事政府采购研究的学者指出，公车管理改革的根本问题，并不是怎样限制私用的问题，而是该不该限制配备车辆的问题。目前，公务用车量仍在迅猛增长，而且向高档进口豪华车方向发展的势头并未减弱。公车的不合理消费已成为各级财政一大包袱。因此，仅仅通过贴公车标识的做法，是否能有效遏制公车私用问题还有待检验。

　　公务用车到底怎样规范？专家认为，国外和国内都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新加坡及欧洲一些国家，连总理外出办理私人事务都要驾驶自家的私家车辆，就是因为他们把公车私用与贪污侵占几乎一样看待，绝不允许任何人占公家的便宜。在我国有些机关，也对公车私用采取了严格的规范，“非公用车不能开出机关大门”、“特殊情况公车私用须批准并缴纳补偿费用”等等。目前的当务之急是禁止“公车私用”应该提上立法日程，用法规制约公车腐败。

　　目前，对“公车腐败”的问题，各地大都通过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和处罚，督促他们自觉遵守有关规定。而解决“公车私用”的根本出路在于公务用车改革。2003年初，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二次全会在部署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时指出：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和单位积极稳妥地进行公务接待、公务用车改革工作。

　　记者采访了某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她给记者算了一笔帐：她的公务车一年油料、维修、存车以及司机工资等费用最少也要4万元左右。而一年除去节假日，工作时间也就是250天左右，如果每天上下班乘坐出租车，一年下来也就是6000多元，加上出差和下基层调研的交通费，最多不过2万元。此中损益得失一算就会明白。

　　本报记者:王炤坤 王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