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

　　公元366年，也就是1639年前，那个率先拎着锤子、钎子、笔和颜料，在敦煌附近的崖石上凿出洞穴，立上彩色塑像并且画出笨拙壁画的人，肯定没有想到，他(她)会在沙漠的横断面上，开辟出一处宏伟的、流芳百世的艺术大宝库，并且在历史的喧闹中，搭建了一个涵盖着宗教、经济、民族、文化、科技等五花八门内容的平台。

　　也许，当初的人们太相信美好了，太愿意展示自己的才艺了，太喜欢把信仰与希望寄托给虚幻的泥尊彩像了，所以他们世代传承，在风沙弥漫中栽下了这片温文尔雅的人文之林。

　　也许，当初的人们太放心子孙后代了，太依赖沙漠的干爽气候和孤寂位置了，于是他们象是给一个大火炉添柴似的，从北凉、北魏到隋唐五代，从西夏再到元代，前仆后继，披肝沥胆，燃烧心血和智慧，指望着留给炎黄儿女一大桌享用不尽的精神大餐。

　　现在，我们就徜徉在古人积攒下来的奇迹里。听狂风吼叫，忍沙土侵袭，在鸟语花香、甬路栏杆中，用逛公园式的悠闲，花一百元钞票，在492个洞窟里有选择有限制地钻进钻出，在45000平方米的壁画间蜻蜓点水，在2400尊彩塑中挂一漏万。借着微弱的光，浏览着似懂非懂的“瑰宝”，有人努力调动着民族自豪感，有人大呼小叫地以山崖为背景拍照留念。洞里的规矩，可以把摄影、照相的闪光灯拒之门外，但挡不住游客嘴里喷出的每年几十公斤的二氧化碳。壁画们、泥塑们眼下的日子肯定比往昔舒服若干倍，但他们未来的命运究竟如何，那要靠时间去佐证。就人的本性和能力而言，保护比破坏要难得多。

　　我是驾驶毕加索轿车来到敦煌的，所以我情不自禁地把法国大画家毕加索跟莫高窟里的壁画联系起来，我甚至猜测，在勾勒毕加索轿车的独特线条和浪漫流畅的外观造型时，设计师们是不是也受到敦煌壁画的某些启发呢？

　　与绚丽的艺术相比，我这个才疏学浅的粗人，更记住了那个藏经洞的故事，更注意到了被炊烟熏黑了的痕迹、被子弹棍棒击打得残缺不全的泥塑、被英文、俄文字母破坏了的壁画，以及在佛像群里间或出现的空缺。我故作深沉地想，当一个国家的富强安定都没有保障的时候，文化遗产就是被弃荒郊野岭的孤儿；当一个民族的整体修养尚未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让人们珍惜历史文明、领悟幽深文化，简直就是瞎子点灯！

　　藏经洞，曾珍藏着5万多件经、史、子、集。19世纪初，当那位道士无意间从沙堆里发现这个秘密之后，他怀着对政府的信赖，把消息泄露出去，也把恶贼吸引过来。兵荒马乱，权势更替，看守先人的遗物远远不如夺取执政地位更重要，草民百姓赤手空拳，即使满怀赤诚也无能为力，何况整日里要为衣食冷暖而忧愁，那么，莫高窟必然成为不设防的孤堡。在经过俄人、日人、欧美人肆无忌惮地清洗之后，我们如今只能从8千余件残缺不全的篇什中拼凑着祖宗们的睿智和高深。

　　民国混战，我们的军队把白俄俘虏关押在此，却忘了他们要升火做饭，更疏忽了他们怀里偷藏的武器，尤其马虎了他们对华夏文明的嫉恨。空旷的沙漠飘起了炊烟，精美的洞窟响起了乒乓声，便溺横流，臭气冲天，佛尊的肢体惨糟损毁，精美的墙壁涂上了污浊。

　　那是天大的不幸，但更不幸的是我们并没有觉悟、也没有能力及时地把安全赋予莫高窟。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这块神圣的领地依然可以轻易地留下顽童的嬉笑和玩耍，他们在墙上划刻深深的沟痕，就好比在草纸上练习画猫画狗；他们从墙上抠掉一幅佛像作为玩物，就如同在树林里采撷一片叶子。不幸中的大幸在于，在禽兽不如的文革期间，得益于某位高层人士的一句话，革命小将老将们饶恕了莫高窟的封资修，否则，我们极有可能再造一个历史空白。

　　岁月，就这么冷竣地记载了莫高窟的辉煌和衰败，在可知与不可知的客观过程中，用博大的内存和流淌的时间积攒，让科研人员无奈地修补着完美，让艺术创作人员执著地咀嚼着灵感，让游客们心情复杂地流连于肃穆与遗憾之间，把各自的神态跟身后安详的山洞对接起来，得以庄严地向亲朋好友宣布：嘻嘻，我，去过敦煌！

　　专门从拍照的意义上说，看历史遗产与看历史遗产的仿制品，有什么区别呢？我觉得，区别就是这些历史遗产的寿命是短还是长。

　　一位清洁工手持工具，在林荫道上拣拾着果核、废纸、烟头。一些穿着统一服装的导游，悠闲地散坐在长椅上，一边聊天一边等待着游客的召唤。兜售各种与历史有关或无关的商铺，稀稀拉拉逗留着讨价还价的游人。停车场的收费员截住一辆车，司机比画着解释着什么。细沙如流水，漫过笔直平坦的公路，轮胎碾过，尘埃翻腾，莫高窟顿时淹没在远处。跟随“龙腾天下——东风雪铁龙梦想之旅”的车队告别了敦煌，我从毕加索的后视镜里，只能瞥到一片混沌，望前方，一条笔直的大道一眼望不到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