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眼光的国外大汽车商应该在中国投放中国人喜欢的车型。不拿新的技术、产品进来，就不能抱怨中国市场

　　本报记者沈小雨

　　前外经贸部部长助理徐秉金曾代表中国国家工业系统参与中国“复关”“入世”的谈判。在中国入世两周年前夕，在向《财经时报》谈及中国履行汽车领域的开放承诺以及入世对中国汽车业的变化时，他的态度是既满意，也担忧。

　　满意的是中国正在认真履行有关的开放承诺，入世也没有给中国汽车业带来很大的冲击；担忧的是新一轮汽车业投资热，可能引发产能过剩的危机和由此造成的投资风险，以及中国入世后某些部门非市场化的管理手段。

　　外国业者有两个抱怨

　　徐秉金介绍说，他了解国际上对目前中国汽车业有两个不满意，一是不透明，二是过剩。

　　所谓不透明，是指外国汽车业者想要知道，中国每年进口汽车递增15%，进口的都是哪些车？都给谁了？是否真的增加15%了？从加入WTO那天算起，每年60亿美元进口额的递增，外国人要求公布情况，要透明。

　　所谓过剩，是外国汽车业者抱怨中国汽车厂太多，担心都搞汽车会造成滞销。

　　徐秉金认为，现在看来中国加入WTO后，对汽车市场的影响并不太大，抱怨的就是这两方面的东西。

　　对于透明度，应当不是问题，事实上中国已经公布了承诺，至于承诺履行到什么程度，要看市场，看产品自身的影响；至于过剩，现在也谈不上，目前汽车市场形势比较好，不管什么企业出品的车型，都能卖出去。

　　徐秉金说，有眼光的国外大汽车商应该在中国投放中国人喜欢的车型。不拿新的技术、产品进来，就不能抱怨中国市场。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处在成长发育阶段，还不完善，国外投资者到中国市场，必须先了解中国文化，了解老百姓的消费心理，不能按自己的观点来抱怨投资环境又变恶劣了。

　　从中国汽车产品结构来说，中低高档次的车型都有了。谁对中国汽车市场的认识好，谁就领先；谁光顾眼前利益，没有长远打算，即使一时获益，以后被淘汰也是在所难免，只能怪自己。

　　投资过热要用市场的办法来解决

　　徐秉金认为，面对目前汽车项目一哄而上的局面，只能依靠市场的办法来解决。

　　政府部门应该制定一些指导性法规，给企业指明方向，要不要干，应该怎样干。要提醒它们干多了要吃亏，这就是政府的作用，不能强调用审批去限制。特别是搞个零部件企业、合资企业都要去审批，这就没有必要。

　　他个人认为，汽车不是所有人都能搞的，暂时拼拼凑凑，利用这个市场的机会干一些也许还可以，但如果没有大量投入是站不住脚的，特别是没有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根本不行。

　　加入WTO后，中国车不强调国产化了，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引进来，变成自己的，在这方面下工夫才行，拼拼凑凑搞汽车，一年搞万把辆、几千辆，中国人不是不能搞，但这永远长不了，质量保证不了，安全保证不了，可靠性保证不了。这种车在市场有一定的影响，卖得挺快，就是因为便宜，适合中国人口味，但是否安全可靠，是否达到汽车企业的标准还很难说。

　　在谈及取消非关税措施后的管理问题，徐秉金认为国外有许多成功的办法可以借鉴，比如韩国，采用高消费税等手段抵制汽车进口，私人购车如果不是韩产轿车而是进口车，消费税要高出好几倍，另外还要出示每年收入的证明和纳税证明。谁愿意亮出自己的家底？进口车自然就进的少了。

　　徐秉金说，以前国务院机电办发明的登记制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当年WTO谈判时，国外的谈判对手就问，中国方面答应取消配额了，但采用登记制，我们认为是变相的非关税措施。我告诉他们，登记制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办法，大家都可以采用，中国为什么不行？对方又问中国为什么要登记？我说，登记是为了统计。对方说有海关统计，为什么你们还统计？我说，海关是事后的，我是预先的统计。对方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