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心等待、缓慢挪动、10公里路踩60次刹车、交通电台播放着一长串拥堵路况信息，节目的名称却叫“一路畅通”。这样的矛盾场景有些滑稽，但这是多数北京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很少有人能说清北京交通到底糟糕到什么程度，然而在科博会上听到代市长王歧山向家乐福董事长贝鹤能咨询“该如何解决北京交通问题”时，我们知道事情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

　　零点研究集团董事长袁岳家住望京，从前上班只要10分钟而现在要花40分钟，“如果我必须出去，一天可能只能办两件事，上下午各走一地，很多时间是在路上。”袁岳的做法是在出门之前要有一个小时的提前量，否则很难正点到达。很多北京市民都有同样的习惯。在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赵晓看来，这一个小时的提前量是市民福利和城市效率的一大损失，与此类似的还有环境问题，“对于小康，我们关心收入指标，但却忽视了我们支付的代价，汽车普及正在进行，对速度消费的需求是现实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对于交通效率这样的隐性损失却疏于计较。事实上，这是可以衡量的，简单的算法比如按人均GDP4000美元、每周40小时工作制计算，如果北京1000万人每人每个工作日堵车1个小时，每天北京的交通效率损失达到1.7亿，全年将是400亿的流失，如果仅从人均收入来看已经达到了小康的目标，但就交通舒适度而言，却离现代化的目标还有相当差距”。

　　赵晓承认这不是十分准确的算法，但却可以揭示问题的严峻性。数字同样无法说明的是人群个体的精神感受，许多旅行者在乘坐尽管宽大却拥挤异常的300路公共汽车纵穿繁华的东三环之后，对北京的好感大打折扣。

　　当然，堵车并非没有受益者，播放路况信息的北京交通台是其中之一，他们与北京交管局合作播报的路况信息是北京行车必要的辅助。如果有机会在夜间走进指挥中心会发现，每条街道都被车灯连串的长龙占据，而除此以外的区域则显得平静、安逸。经济学家温铁军认为，这正是交通拥堵的成因之一，“纽约只有围绕曼哈顿的一条城市环线，但交通问题却没有北京这样严重，因为它没有‘大院’，任何一座建筑的周边都是可通行的道路，缓解了干道压力，但在北京，任何一个小区、单位，哪怕只有一座楼也必然会有围绕四周的围墙或路障，即使有门也只供本单位、小区车辆使用，在设计中，这些区域是无法纳入城市交通的，所有的出口都面对大街，上路的车辆都全部集中在城市干道，一个事实是，在高峰时一些小胡同往往比大道的通过性要好，这种地块分割无法产生一个更有效率的路网结构”。

　　袁岳认为直接原因在于规划权力的割裂现状，“北京的规划目标有时不够长远，经常遇到的问题是5年规划经常2年就不够用了，在另一层面，我们的交通规划、社区规划、商业区规划处于条块分割的状态，分属不同体系，而各部门之间缺少相互的必要的协调和统筹，尽管各自的规划可能完美，但在一个系统中同时运行时则不够和谐，地下管线的铺设是最典型的例子，挖挖埋埋，缺乏基本的沟通和协调。”而温铁军则进一步认为，在本质上这是个制度问题，“为什么北京有那么多的封闭的‘土围子’值得研究，这与中国历史流传的建筑文化相关，起因在于人们对周边环境中潜在的各种危险的戒备，直到如今这样的功能仍旧是最重要的考虑。事实上，任何一个没有围墙或栅栏的房地产项目在中国肯定无法获得成功，它无法满足人们基本的自卫的安全需要，在北京，令许多人不安的原因是农民工，各个小区设立的保安、安置的各种路障都是有针对性的考虑，这是因为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依然普遍，收入状况差异显著，而农民工也缺少必要的国民待遇。这种循环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原因，脱离这些制度因素讨论交通问题将很难得出有效的办法。占据城市大部分地域的大院不能打破封闭，依靠城市道路面积的有限增幅无法解决200万辆车的出行问题。”

　　但在另一角度，袁岳认为堵车也并非完全是件坏事，“至少，它刺激形成的‘倒逼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北京的城市化进程，如果完全考虑交通舒适度问题，大家都会选择居住在市中心，现在许多人选择住在郊区，相应的，商务区、写字楼正在外移，许多人已经不必集中到CBD上班，分商务中心的形成对于北京拥挤的交通是一种有效的缓解。”

　　法国规划师法比亚克在评价北京的交通问题时撰文指出，过去15年北京的失误在于过分追求环状道路体系的奢华、壮丽而忽视了对公共交通体系的建设。但在投资主体单一的情况下，大规模的公共交通建设以及运营资金显得杯水车薪。北京公交系统的上市公司“北京巴士”(600386)不久前发布的中报表明，其净利润为-1.29亿元。在多数时候，这并不是一个受到青睐的领域。但事情或许正在发生变化，赵晓对日前外资涉足北京地铁建设的做法表示赞同，“还可以更为完善，比如公开招投标制度，规划设计方案的多元化，要用多样化、立体化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包括提高系统方面的管理水平，比方说新的软件系统的应用，那些限制汽车消费的呼声并不理智，是用消灭成长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市民有消费权利，而目前的交通显示出管理问题而不是消费行为本身。”

　　(本报记者史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