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金霞

　　“分身”有术 用心良苦

　　选定元月16日这个“吉利”的日子，吉利一气呵成把管理、营销、研发三大总部迁往“人间天堂”杭州。

　　在浙江省各级政府要员云集的欢迎仪式上，极力促成“迁都”的吉利CEO徐刚坦称：“把三大总部搬迁到杭州是吉利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而在吉利集团董事局主席李书福的脸上，自始至终都写满笑意。

　　这副笑容自然蕴有深意。众所周知，搬迁总部看似 “我的企业我做主”，但要想如愿以偿却没那么简单：它实际上是一项复杂的公关工程，必须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关系，既要让当地政府满意，又要考虑公司的战略发展，还要顾及公司员工的利益。吉利前面已有不少前车之鉴，诸如长沙远大因“搬家”和长沙市政府的关系一度陷入僵局，而本土汽车巨头东风早在数年前就试图把总部从十堰搬到湖北省会武汉，终因争议纷纭等原因而无奈搁浅，眼下正准备借新东风挂牌之际了却这桩心愿。

　　但“迁都”之意既定，吉利已经没有退路：它不能再承受发展中所遭遇的人才、信息“瓶颈之痛”。据吉利内部人士透露，此前曾有一位在国内汽车行业颇有影响的技术专家对吉利颇为钟情，这位专家自己放弃大都市的优越生活并没有多大问题，但是考虑到孩子求学、夫人求职等现实问题，最终还是无奈放弃加盟吉利，只做一名技术顾问。

　　因类似原因痛失高级人才的例子已经不胜枚举，而吉利的“如意算盘”却劈啪作响：借助顺利“迁都”的机遇再练内功，搭建科学的人才体系和治理结构，打造迅捷的信息通道和快速反应机制，有效提升自己的综合竞争能力，以在12年的规划时间内能让“骏马”奔腾、“猎豹”纵横、“雄狮”称霸，如期实现产销汽车200万辆、销售收入800亿。

　　心意已决的吉利决定施展“分身术”策略迁都：把行政总部和税务关系留在“老根据地”台州，以示吉利决不忘本，对当地政府依然满怀深情；把管理、营销、研发总部迁往杭州，对这些事关企业发展战略大局的关键点，吉利表现得决不含糊。而在此之前，吉利已经把投资总部设在金融大都市上海，把发展总部设在首都北京。据了解，前者与吉利魂牵梦绕的上市融资有直接关系，而后者则是在着意培育吉利的第二主业——教育产业，打造另一个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点。

　　“新都”为何是杭州

　　为什么把“绣球”单单抛给了杭州？吉利的选择曾令人费了一番思量。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介绍，企业搬迁或调整布局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靠近市场，如很多跨国公司把自己的亚太中心总部搬到中国，或者把营销中心放到中国；二是靠近资源(包括人才、信息、物力等资源)，如把制造中心搬到劳务成本、原料成本较低的地方；三是集聚效应，即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同类扎堆”，如美国的底特律就是全球闻名的汽车产业基地，我国的温州、宁波也是在世界上颇有影响的服装产业基地，但它们的最大优势并非靠近市场或资源。他指出，只要是对投资负责任的企业的自愿行为，它调整布局一般也是符合自身发展战略的，同时也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

　　“战略使然”，徐刚的解释恰如专家同出一辙。虽然北京、上海均为国际化大都市，在人才和信息方面都要优于杭州，但毕竟公司已经分别把发展和投资总部布局于此，而杭州对吉利则另外具备几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一，杭州作为浙江的省会城市，是浙江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又是国际性旅游大都市，良好的生活环境和投资环境相得益彰，政府领导思想比较开明，各种政策的出台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其二，杭州地处吉利的临海、台州、宁波和上海四大生产基地的轴心，驱车到上海、宁波、台州只需要1个多小时，便于吉利对生产基地的管理和人际沟通。其三，杭州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拥有内地一流的浙江大学等高校，而吉利的高速发展需要大量高素质的技术与管理人才来加盟。此外，吉利集团CEO徐刚原本是浙江省副厅级官员，具有良好的政府背景，此番重驻旧地，更加有利于吉利与外界的交流与合作。

　　“如意算盘”能否如意

　　吉利能否顺利“迁都”曾经是一个悬念。

　　在张文魁看来，无论是企业搬迁还是布局调整，都是很正常的甚至是必然的现象，然而在中国实施这一正常行为目前却比较困难。他分析认为，造成这种尴尬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企业的纳税关系较为混乱，企业税种繁多，有的归属地方征收，有的则由中央和地方分税，企业搬迁对当地政府就意味着可观税费的流失。原因之二是政府掌握资源太多，对于土地的出让、使用、配套基础设施等手握大权，而配置又较不规范或不合理，如果企业要搬迁到另外一个各种条件更为优惠的地方，某些原属地政府就要求追偿企业曾经享受的优惠。当企业调整布局的必然趋势与政府利益发生矛盾时，双方往往会因此扯皮，而这对促进产业发展、形成特色区域经济都极为不利。

　　布衣出身拼打至今的吉利显然深刻理解了这个难题：要想在中国汽车产业领域切蛋糕，必须得到各级政府的支持，哪怕跨国公司也不例外。但仅有高层的支持还远远不够，因为即便中央、省政府给了支持政策，最终也需要地方政府来落实。

　　而吉利似乎很圆满地避开了这个难题。徐刚的解释滴水不漏，“多种因素促成了吉利乔迁之喜，一是得到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与理解，尤其是得到了开明精明的台州市领导的理解；二是浙江已经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此外这也与吉利灵活的机制分不开。”而李书福的解释则别有意味，“‘搬家’对台州不但没有损失，还会带来更大的收益。因为吉利的根在台州，吉利能够迅速发展也是台州市的骄傲，也会给政府带来更大的开明形象和财富收益，毕竟吉利的注册地、行政总部、纳税关系都留在这里呢。”

　　既不开罪原来地方政府，又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这等技巧对于深谙政界三昧的徐刚来说自然游刃有余。虽然刚刚落户，吉利显然已成杭州市政府“新宠”。杭州市金副市长在致辞中表示，“吉利集团把三大总部搬到杭州，填补了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的杭州长期缺乏大型汽车企业的空白。”而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不久前考察吉利时就指出，“吉利汽车不仅是李书福的，也不只是台州的，现在的吉利汽车已经属于我们浙江人的了。今后省委省政府更要继续加大对民族汽车企业的政策性支持，为民营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这显然是吉利乐于听到的最美妙的辞句。

　　就各界皆大欢喜而言，吉利看起来似乎已经如愿以偿。但面对星散各地的六大总部、四大生产基地，吉利能否在硝烟弥漫的汽车市场上如期提升综合竞争力还是一个问号。张文魁指出，在国际上跨国公司做类似布局调整都极为正常的，如把行政总部放在注册地，把营销总部放在市场最近的地方，把研发总部放在人才中心地带，“但这样做的弊端是有可能会加大协调成本，如果企业没有较好的组织机构和控制系统来相适应，将会导致管理混乱，那时非但不能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反而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削弱。”对于吉利来说，但愿这不是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