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物：白津夫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经济学博士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和现实经济问题研究，参加并主持重大国家研究课题40余项。

　　◎中国汽车最缺少的是战略

　　◎战略是要做正确的事，而不仅是正确地做事

　　◎中国汽车工业的正确事就是要进行产业战略设计，集中优势，合理放弃，提高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

　　本报曾就“中国汽车工业到底缺什么”做过系列讨论，有人说缺资金，有人说缺技术，有人说缺人才，有人说缺骨气。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白津夫博士，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开门见山地亮出他的观点：中国汽车工业最缺的是战略设计！

　　中汽报：中国汽车业整体上的结构调整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有的在跨国公司背景下搞重组，有的依靠自己的力量收购兼并，大家都在致力于扩大规模。

　　白津夫：(表情很凝重)扩大规模固然好，可无限地扩张规模令人担忧。现在，我们的很多产业都面临一个问题(我不具体讲是什么企业，我只讲产业)，如何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认识自己。我个人认为现在的市场经济已经进入了客户经济时代，而不是原来的份额经济。但我们的很多产业还在追求市场份额、讲求产业规模，忽略利润。这与许多发达国家的企业不同，人家已经走出了份额经济时代，进入到客户经济时代。客户经济时代是要寻找利润区的。

　　这个问题其他产业也存在，如家电、服装等，规模搞得很大，但获得的是微薄的利润，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我们的服装产业，生产的总量在全球首屈一指，但获得的利润充其量为20%，其余80%都被外资赚走了。但辛辛苦苦的劳作是我们的，资源消耗是我们的，环境污染是我们的。外国公司很可能只给一个概念、一个设计、一个品牌，就轻而易举地拿走了80%。

　　中汽报：仿佛我们只获得了一个好名声。

　　白津夫：对。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现在我们总讲GDP的增长很快，达到了10万多亿，但其中的国内生产总值有多少？这种表面上的计算方式使我们的头脑膨胀了。有人说，日本的经济长期衰退，它GDP的增长有些年甚至是负值，现在是零点几。但尽管是这样，它的GDP很高，为什么呢？日本在境外的一些产业，收回的是它的，这是实实在在的国民总收入啊。我们GDP名义上很高，但事实上呢？这是说国家，推导到一个企业，道理是一样的。规模越大，利润和摊饼一样，越摊越薄，等于是所有的厂家在共同侵蚀利润。

　　中汽报：您肯定是不赞成大规模扩张这种战略了，那么您认为目前中国汽车工业应该把重心放在哪儿？我们能从别的国家借鉴学习到哪些经验？

　　白津夫：关注如何提高产业成长的质量，而不是无限地扩张给人家打工的量。

　　我个人的判断是，近年来世界上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表现为产业的整体位移。这种位移基于一个国家对自己整个经济发展作出的准确判断。他确定选择自己国家的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后，将非战略产业迅速地转移。这种转移会造成两个效果：一是集中精力来强化自己的战略产业和技术；二是通过这种位移，把竞争对手长期固定在某种产业中。

　　我认真研究过跨国公司的这种战略，那就是跨国企业之间进行竞争时，有时会选择战略放弃。比如说，美国和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时都选择了家电业，而且日本称雄一时。美国人感到再重复这样的战略只能是两败俱伤，于是迅速作出调整，把自己的资源集中到其优势产业即芯片业上，而把当时正处于成长期的家电业转移给了日本。日本人认为，美国人简直是疯了，让他们占了这么大的便宜。但事实上是美国跨国公司通过这种主动放弃，使日本相对较长时期始终定位在这一块。果然如此啊，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的IT产业成长起来了，而日本还在玩它的家电，导致其所有的家电产业严重过剩，同时进入衰退。所以90年代的日本一蹶不振啊。

　　中汽报：那它意识到这种承让的后果以后，会不会也对别的国家进行战略转移？我们该如何看待日本汽车企业与我们展开的全面合作呢？

　　白津夫：日本先后7次进行技术预测，为其战略技术及其产业发展提供决策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前6次它都有交通运输这个产业，第7次预测是从2001年至2030年，它放弃了交通运输产业，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汽车企业全面来华合作的原因。如果中国承让了这种整体的位移，将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一样。有人研究日本为什么90年代走向衰退，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因为选择了没有战略的竞争。

　　中汽报：听起来真够可怕的，但我知道这不是危言耸听。您可不可以概括一下，中国汽车业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白津夫：四个字：战略设计！一个产业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战略设计，注定是要走入歧途。我们自己企业所谓的战略早已经过时了！

　　上世纪70年代，多样化战略是所有跨国公司的选择，500强企业97%选择多样化战略。但是进入到上世纪80年代，许多企业战略转型，放弃了这种多样化战略。怎么转型呢？就是把资源向核心产业归并。最典型的就是GE(通用电气)。看过《韦尔奇自传》的人都知道，他始终都将管理思想与战略转型放在一起。通用公司始终都奉行数一数二原则。意思就是它做的一定是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如果不是这样，坚决放弃。所以你看韦尔奇接手不到两年，他放弃了71项非相关业务，甚至包括他的前任作为王牌打造的项目。

　　中汽报：您在产业方面很有研究，纵观中外各个时期的各个产业，您认为什么是好的战略呢？

　　白津夫：(大笑)战略是做正确的事，而不是正确地做事。我们的企业一直在忙忙乎乎力求正确地做事，而忽略了要做正确的事。事不正确，方法再正确也没用啊。好的战略是什么？一句名言告诉我们：好的战略不是选择做什么，而是选择如何放弃。那我们的企业做到了吗？没有！我们在不断地囊括，有点像我们过去跑马占地的感觉。只有放弃才能突出核心，集中资源和力量来把核心业务做大做强。收的时候，如果是包袱，那将来怎么办呢？我们的企业太庞大了。

　　外国企业很注重产业分工。你做上一块，那么我做你的下一块和相关产业。举例来说，外国人要建一个麦当劳，其他人会想我在它旁边盖个厕所吧，或者做纸杯子生产厂也成。但中国人不这样想，他非要在旁边再开一家麦当劳。所以跨国公司到中国来找合作伙伴时，感到很茫然：中国的企业长得相像，功能都差不多，究竟找哪一个？

　　中汽报：战略分工很重要。另外您对自主知识产权怎么看？

　　白津夫：这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跨国公司永远不会让出核心技术，我们真正不及于人的有两条：一条是品牌，一条是设计。我到过德国奔驰、法国雪铁龙、意大利的车厂，前两者肯定强大于意大利，但是意大利自己有绝活，它的设计是整个欧洲最棒的。像它这样的设计公司，我们完全有能力与其战略合作或者是收购。我们的眼光为什么不放到这儿呢。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搞出完全属于自己的东西。

　　应该说，入世以后跨国公司已经给我们上了两课了，这两课是非常生动而鲜活的。第一课就是乐百氏现象。那就是资本说话。原来法国公司与乐百氏达成约定，他们不动管理层，不干涉经营方向，但一旦法国公司控股了，这些都成了空话，5个创始人被整体拿下。这在经济学上叫“资本说话”。资本是一定要有表达权的。

　　第二课就是乐山百事可乐现象。它提出了一个尖锐话题：是股权说的算，还是知识产权说的算？是，股权一直在中方，但是双方在发生经营方向摩擦时，百事可乐无视中方的控股权，因为它有核心技术，有知识产权，所以不允许中方按自己意愿做。两家把官司打到国际仲裁法庭，到现在也没能解决。

　　将来中国的汽车业也面临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来就受制于人，不要看我们有控股地位，当产业成熟到一定程度时，外方依此来分割利润，我们将没有办法。

　　中汽报：我们能把缺少战略设计、更缺少好战略的原因归结为汽车工业上层缺少研究战略的人吗？

　　白津夫：首先，上层缺少这种对战略的推导。同时企业长时间习惯于一种指令性的经济，没有这种意识。国家要求我们经贸委为9家企业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但是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发现很多企业是为了方案而做方案。所以我一再地对企业老总说，不要为了有战略而做战略，做完研究，企业还和原来一样，没有意义。但这种思路并不一定真的被他们接受。

　　中汽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让企业快点清醒过来？

　　白津夫：企业有责任，国家也有一定的责任。现在我注意到不能完全怪企业，也不完全怪政府。我们的一些管理学研究者仍在重复一些落后的理念，误导了企业。比如现在还有学者在讲现代企业制度就是两权分离，管理权和经营权分离。事实上早就变了———现代企业是在一个新基点上的两权合一啊。

　　“安然事件”以后，有很多文章发表观点。我认为事实上“安然事件”并不仅仅是一个诚信问题、道德问题，本质原因是管理者成为了所有者。因为安然的管理层都持有高额企业股票，他当然要为企业作假，因为他的利益在里面。上世纪70年代是绝对没有这种事情发生的。80年代初，美国企业开始实行管理者期权制，到80年代末，90%的企业都已完成了这种转变。为什么90年代美国经济飞速发展，与这种制度密切相关。

　　中汽报：企业的管理者对于企业战略的选择相当至关重要。管理者是战略制订的必要条件。

　　白津夫：企业的经营者任期太短，没等他来得及想战略问题，他就该下去了。短期行为是很难避免的，因为我受聘4年，那么我只能考虑这4年。就像一个球队，我的目标就是要进世界杯，我不考虑长远的发展。这个还算是好监控的，至少有一个绩效目标。

　　道德风险是最难控制的。我是管理者，我受聘于你。如果今年我给你搞到1000万元的利润，明年搞到800万元，你肯定炒我的鱿鱼啊。那么我受聘5年，我会怎么做呢？每年增长200万元，最终达到1000万元，我绝对是一个好的CEO。这种现象我管它叫“布勃卡现象”。布勃卡是前苏联的一个跳高运动员，23次破世界纪录。有专家说他可能一开始就能跳这么多，但他不是一次就提高很多，而是每次提高一厘米，所以他是世界著名运动员。如果他一次就增加很多，那么也就是过眼烟云了。

　　所以，让管理者拥有股份是一个良好的控制道德风险方式。两者绑在一块。

　　中汽报：您是在谈对MBO的看法吧。

　　白津夫：我对MBO没有专门的研究，但我觉得MBO有利于企业管理者提高对战略的关注程度。

　　中国加入WTO对企业最大的影响就是经营者流失问题，没有产权的维系啊。我曾经问宇通的老总(当时他还没有搞MBO)：“加入WTO你怎么看？”他说：“加入WTO对我的企业是机遇大于挑战。”我问为什么？他说他的规模现在是世界第一，市场份额是亚洲的25%。与德国合作使他有最先进的技术，他的员工也都是高素质的。这些没有问题，我都承认，而且它的绩效确实很好。但我问了他三个问题：一是你这个老总是董事会产生的，还是政府行为产生的？他答是政府行为产生的。二是你已经50多岁了，到时候是不是得退下来？他说是的。三是你年薪几何啊？他说是工人的3至5倍。我说你不要谈了。你知不知道现在有收购经营者一说？如果我是跨国公司，我到中国来开拓市场，我一定要走收购有经验经营者这条捷径。年薪100万，洋房、车子，而且不限你的任职年限，你去不去？你不可拒绝啊。

　　所以当时我就说你宇通如果不解决经营者与企业的产权维系问题，没有出路。后来我看到他们有行动了。刚才我还收到他们给我的贺年卡。MBO是企业有良好战略设计的必要条件。(贺北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