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要是情愿把自己昂贵的奔驰轿车生生给砸了，那纯系有病。那么，武汉、北京、广州的车主为什么要接二连三地出手砸自己的爱车呢？看来是被气得不轻。从东芝笔记本电脑、三菱帕杰罗到如今的奔驰车，无一不体现出消费者弱势群体的微弱。在奔驰车被砸后，人们通过媒体的总结才发现原来国内行驶的“奔驰”，有这么多不良记录。

　　砸车很难讲十分恰当，之所以他们要做出这样的社会极端行为，从某种程度上也是想引起传媒的兴趣，通过大量的舆论报道，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以此作为解决问题、维护合法权益最后的希望。

　　此前的例子确实证明了此路可行。去年发生的“日航事件”，在本报率先披露后，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引起广大民众和几百家媒体的关注，而且更使中国外交部门做出了反应。

　　如今，“日航事件”坏事变好事。如果缺乏当时媒体众志成城的鼓与呼，恐怕也很难引起日航的高度重视，而又成为一桩悬案。

　　成功固然可喜，但成功的结局很难作为其广泛存在的充要条件。如果大多数不公、侵权事件和问题都寄希望传媒的力量来解决，那一定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

　　就像解决贫困儿童失学问题，不能仅仅或主要靠捐助希望小学来解决一样，社会消化社会矛盾要有各种渠道和方式，它们应该在各个层面发挥作用。有裁决的，有说和的，有帮助宣泄情绪的……

　　砸车这样的社会极端行为，偶尔来两次还行，也可能对问题的解决有帮助，但同时也会使人们减弱了建立正常渠道的动力。如果极端行为泛化，将使社会因熟视无睹而麻木。

　　砸，最终是砸不出权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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