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贯彻汽车工业“十五”规划系列报道
《汽车工业十五规划》颁布以后,人们发现其中既讲了要放开,同时又讲要控制。我们应当怎样理解这种“限”和“放”的关系呢?近日,我们就此专门访问了国家经贸委行业规划司苏波副司长。
苏波副司长说:“限制发展、控制发展是我们几十年管理汽车长期形成的一种固定形式的管理模式。从《十五规划》开始,我们更多地可能是强调“放”,就是要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发展环境,这是《十五规划》最大的长处。因为什么?就是针对我们汽车行业大家反映“管得过多”,“管得过死”,形成竞争不足、保护过度,使汽车工业重组和提高的速度不快。”
在分析“管得过多”的成因时,苏副司长说:“汽车行业内的一些同志不承认我国汽车行业竞争不足,不承认汽车行业保护过度,不承认汽车是一个高赢利高回报的行业,这些不承认的立足点就是要管,就是汽车热,地方上得太多,所以政府要严格管理,还要审批,还要严格目录,还要由政府来主导行业的发展。但是,我们分析,这种看法似乎也不是一点根据没有,给人形成的看法是,现在汽车厂很多,118家生产那么几辆车,然后很多省市还要上汽车,大中小企业都要上汽车,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都要上汽车,给人的感觉是汽车行业很乱、竞争很激烈。但这些都是表象,它的深层次的根源是竞争不足,是因为它有较高的利润空间、有较高的高回报率,是由于它的市场不规范和过度的保护形成的一种利益驱动。”
苏副司长分析说:“汽车行业的竞争不足、保护过度、回报率过高是引起汽车进入的最根本的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靠政府的宏观调控是一方面,要靠审批、靠人为地去阻止这种由市场本身引发出来的投资冲动,应该说靠政府主导是远远做不到的。一定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由市场来决定、通过充分地竞争来达到供需平衡,来遏止这种投资的冲动,这里面就要求建立健全良好的汽车市场的外部环境,然后引导各种所有制的企业进行平等的竞争,通过竞争使他们达到合适的利润水平。在这种竞争过程中,就能达到优胜劣汰,使我们118家企业能够更快地实现重组联合。使一些有条件发展的企业更强大,使一些差的企业随着利润水平的不断降低,实现亏损,然后倒闭。”
他认为:“应当通过市场的作用来引导充分竞争,减少政府保护,调整行业目前的结构。当然《十五规划》突出要开放、要竞争,那是为了从长远上、从根本上解决几十年来的汽车行业过度的保护,很高的赢利率,造成行业发展重组缓慢,也是为了应对入世对我们的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否则,我们在这个过度期里对中国的汽车行业、汽车工业不经历这样的重组、不经历市场化的磨练,那我们就会像一些老专家所说的,等过度期完了以后,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辛辛苦苦通过宏观管理保护下来的市场拱手让给外国人。与其这样,为什么我们不能将国内的市场先向国内开放?让他们进行激烈地充分地竞争,使我们的汽车工业具备较强的竞争力来同国外竞争。”
苏副司长分析说:“这也就是我们‘控’还是‘放’这个题目的一个含义。实质上,我们《十五规划》和以往的不一样,虽然我们也强调了控制,也强调了汽车很热,国家还要宏观调控。但是主旨与以往不同的是,突出了开放和竞争。”他举例说:“假如拿一个数字来说,如果说过去80%是控制,20%是市场起作用,那么我们现在要强调竞争开放,但同时不能一放了之,能不能倒过来?80%是开放,20%是调控?因为都是国有资产重组。”
他强调说:“经贸委的工作内容、工作的定位、工作的重点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因为控制和放是循序渐进的,不可能一放就100%放,要控就100%控。这种渐进的过程也符合我们工作的程序,也符合我们工作的过程,符合整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不能说从80%一下降到0%,这样企业受不了,外部环境也不适应。我想,我们汽车行业包括激进的改革派也不会赞成这种做法。”
针对不少同志对国家扶植2~3家企业集团的模糊认识,苏副司长解释说:一些同志“认为规划里面关于扶植2~3家大企业这点是计划经济的色彩,是政府主导的。但是,我们提出扶植2~3家大企业,是着眼于整个行业重组的目标,不是说提出了扶植2~3家大企业集团,就忽视了其他企业的发展,忽视了对其他企业的公平对待,忽视了对民营企业的支持,都不是。也不是说扶植2~3家大企业就是要国家去主导或者由国家去捏合2~3家大企业。这和过去计划经济下由政府来主导行业的重组和发展是完全性质不同的,这从现在经贸委的工作内容上就可以体现出来,但是我们很多新闻媒体没有注意到我们工作内容和职能的重大的转变。还认为我们和以前说的一样,由政府把几家企业捏在一起,政府在那里主导企业的行为和行业的发展。如果说《十五规划》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变化在政府职能的变化上、工作重点的转变上、对行业环境的建设上,是把这个作为工作的重点。”
对于政府职能的转变,他说:“怎样去发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为企业的发展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包括政府怎么样对地方、对市场、对流通领域的建设提供帮助,能够培育汽车消费市场,把政府从以前主要对企业经营方面的干预和管理,转到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公平的外部环境,这就涉及到政府的工作中心的转变和定位问题。企业自己能管的事,政府不要去管;而企业不能管的事,包括车辆的安全、环保、节能、包括汽车消费的环境、地方对汽车消费约束的取消、不合理的税费的取消,包括汽车市场的培育,这是政府要管的,因为企业干不了。”
对于一些同志对政策的偏激的理解,苏副司长强调说:“竞争、开放和自主发展、是控制还是放都不是绝对的。说是控制,就全部控制,没有一点市场经济的因素在里头?不是!说放,政府就全放了,一点政府调控也没有了?这都是站在非常极端的角度去说话。”他认为,现在政府对汽车工业管理的政策已经发生了质的转变,只是这种转变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他强调指出:“既然要开放、要自主发展,是不是就一放了之?就是让市场决定一切?目前做不到。”(本报记者管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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