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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城底特律走向破产:一双鞋换两套房

http://auto.sina.com.cn   2013年03月18日 09:35   国际金融报   字号:

  地方政府债务总量结合其他公共部门债务一起考虑,虽然总体在安全区,但内含的局部风险一旦被触发,进而发生危机时,可用的机制只能是“救火”,社会代价相当高。要化解地方债症结,就必须进一步进行财税体制改革。同时,要逐步走向全面、信息透明、监管到位、风险可控的地方自主发债状态

  据说,这里有美国第一条水泥马路,有美国第一个交通指示灯,有第一条高速公路和第一大百货商店……这里是美国的汽车城——底特律。但如今,除了这些深刻到不能磨灭的历史烙印,底特律再也不是曾经辉煌时期的底特律,因为,这座城市正面临着严重的破产危机,甚至,连一些基础的公共服务都已中断。

  当地时间3月14日,美国密歇根州州长斯奈德对外宣布,将由州政府接手底特律市财政,任命企业破产重组专家——非洲裔美国人凯文·奥尔为紧急财政管理人,以应对这座城市濒临破产的局面。

  城市行将破产?

  在美国留学的小张至今仍记得2008年12月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去汽车城的情景: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车很多,不少都停在路边,但路上的行人却比较少,与西雅图、芝加哥和夏威夷等城市相比,“不太像城市的样子”。

  “这大概是次贷危机害的?当时,我是这么猜测的。”小张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

  金融危机对依赖汽车产业的底特律造成了严重打击,比1973年石油危机的打击还要严重得多。而且,这也让底特律开始逐步沦为“一座空城”。美国人口普查局20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底特律以713777的人口位列全美第18位,但远不及上世纪50年代185万规模的人口,因此,底特律成为美国过去60多年中城市人口削减最多的城市之一。

  金融危机过去几年后,底特律仍“活”在金融危机的阴霾中。2013年2月19日,一个由密歇根州政府任命的专家小组宣布底特律陷入财政危机;2013年3月1日,施奈德宣布底特律市“处于财政紧急状态”。据报道,底特律面临现金短缺和公共福利带来的巨大债务压力,如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缺口及政府高达140亿美元的长期负债。报道称,现在的底特律有超过1/3的居民生活在美国“贫困线”以下,当地失业率达18.2%,远高于全国的7.7%。

  目前,对于底特律来说,惟一还有的可能就剩下了“投机价值”。据央视报道,一位投机商,甚至花了2300美元就买到了5年前可以卖45万美元的房子。“有人花了1100美元买皮鞋,我却用它买了两套房子,现在口袋里还剩100美元。”投机商茉莉对媒体炫耀说。

  底特律启示录

  对于濒临破产的底特律来说,很多人认为,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是造成底特律现状的“罪魁祸首”。众所周知,底特律的财政收入80%依靠汽车工业,但美国近年来的汽车市场份额不断被日本和欧美汽车企业瓜分。同时,工业自动化的普及,加上亚洲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都让美国汽车企业一波接一波地裁员,这又造成了底特律人口的流失及税收的不断萎缩。

  事实上,像底特律这样行将破产或已破产的城市不在少数。统计显示,1937年以来,美国有约600个市、镇、县等申请破产;过去30年,申请破产的地方政府不到250个,其中,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就有约15个城市申请破产。

  “深层次看,西方国家城市的破产,根源在城市的制度设计。这套制度包括:城市的自治制度、严格的财政预算制度、破产的法律规定。”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在媒体上撰文称,“自治制度厘清了城市与州、与国家(联邦)责任、义务边界;严格的财政预算制度使得破产的实际发生有真实、必须的依据;破产立法则使得破产有法可依。”

  “以上这些制度框架设计的目的不是为了鼓励破产,而是使得债权人的权益得到保护、其他相关利益者得以止损,且对城市也是一种保护,如进入破产程序的有些烂账可以一笔勾销,城市的再生尚有希望。破产当然会给城市发展带来严重影响,但破产制度也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冯奎认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破产是一种进步的、必要的城市发展制度设计。”

  中国城市须警惕

  今年1月,麦肯锡驻上海亚洲地区董事长Gordon Orr曾经预计,中国一个三线城市将破产。“中国城市对卖地的严重依赖是众所周知的。”Orr表示,“各城市过去为建设项目而使用的融资平台将停止运作,且情况可能变得更糟。如没有中央政府的救助,有些城市将无力继续维持运转。”他同时认为,不断对国有企业的贷款进行展期只能让问题得到暂时缓解。

  对此,冯奎认为,中国城市不会破产,因为,中国城市的预算约束是宽松的。但专家认为,对中国来说,底特律的现状同样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比如,不能太过依赖单一的发展模式,体现到中国城市,就是不能太依赖投资。

  但由投资带来的地方债危机早已为业界所关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表示,目前中国中央债务规模在7.7万亿元左右,地方债在10.71万亿元,“考虑到部分地方债存在一定浮动性,估计,目前各级政府总债务规模在15万亿元至18万亿元之间”。

  这不得不让业界捏一把汗,尽管董大胜强调,“总体风险可控,但仍需进一步加强政府债务管理”。

  “地方政府债务总量结合其他公共部门债务一起考虑,虽然总体在安全区,但内含的局部风险一旦被触发,进而发生危机时,可用的机制只能是‘救火’,社会代价相当高。”全国政协委员贾康3月3日在政协开幕结束后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建议,“要化解地方债症结,就必须进一步进行财税体制改革。同时,要逐步走向全面、信息透明、监管到位、风险可控的地方自主发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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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路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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