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日本问题专家冯昭奎、周牧之、刘江永

　　《环球》杂志记者/ 王宁 辛省志

　　不仅是模式问题

　　《环球》：丰田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冯昭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研究员中国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丰田的经营战略过去曾经是一个被各国称道和模仿的有效模式，但它发挥作用的范围仅局限于日本国内，在推广到全球之时，未免捉襟见肘。比如，丰田的厂房里从来不堆放零件，生产效率极高，它依赖的是国内发达的物流和供应线，可以节约成本和提高生产率，但是如果把厂子设在其他国家，这套管理模式就很难行之有效。而国外的劳动者素质也是参差不齐，很多条件达不到。现在看来，日本国内的汽车生产质量可以得到保证，但是全球看来不见得如此，丰田自己也无法控制。

　　实际上，丰田对国际产业分工掌握不好，适应不良。特别是汽车与电脑家电等模块式生产的产品有很大区别，后者完全可以将自己的生产分成几部分，让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来生产模块，最后进行组装，产品质量也不会有大的区别。然而汽车拥有几千个零件，需要磨合的很好，才能走下流水线进入消费领域，配合的稍微不好就会出问题。日本目前暴露的很多产品质量问题，多数都出在磨合型产品领域里。

　　周牧之(东京经济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召回事件发展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源于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产品质量的问题。丰田是一个以质量好而誉满全球的公司，但在最近却频频出现质量问题。该公司是在50公里半径内基本上可以网罗配套零部件的模式下发展起来的，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得不因循大趋势，实行全球配套生产，这就必须面对全球供应链前提下品质管理的新课题。丰田一再强调引发召回事件的问题零部件不是自己生产的，其实这正是问题的核心，丰田首先要认识到需要对所采用的所有零部件的质量负责。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全球供应链品质管理问题，这种管理模式远远不同于过去的丰田模式。

　　另一个问题是丰田的应对太慢，而且显得不够诚实。丰田汽车质量问题在美国已经酿成多次事故，并且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其应对却迟钝得令人难以置信。虽然几乎所有的汽车公司都有过召回经历，如此大规模的召回还属罕见，然而丰田却没有给予用户进行充分的解释。总裁丰田章男直到今年2月份才在日本召开记者招待会，这距离其汽车质量问题在美国表面化、尖锐化已逾半年之久。汽车质量问题直接关系到生命安全，生产厂商有义务对如此大规模的召回做充分的说明。更严重的是，丰田的言词话语间似乎还要把品质责任推向美国的零部件供应商，更有一些日本媒体甚至把这一事件说成是美国对日本企业的攻击，是美国政府的阴谋。躲闪和推卸甚至无赖，不仅没有取得消费者的理解，将问题掐灭在星星之火之际，反而恶化了事态，甚至可能引发刑事追究。

　　美国的算盘

　　《环球》：这次大规模召回事件出现之后，美国媒体和监管部门似乎对丰田穷追猛打？

　　刘江永(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教授)：丰田事件看上去是一个个案，但也反映出日美之间贸易上的长年积怨。在美国和日本的贸易摩擦历史中，汽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这次事件的爆发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那就是2008年严重的金融危机，导致美国实体经济受到了很大伤害，其几家大的汽车公司都出现严重亏损濒临倒闭，本土汽车产业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与此同时，日本也需要开辟海外市场，欧美是它非常重要的高端市场。也就是说，美日两大资本主义强国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有限的市场和相对过剩的汽车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暴露出来，体现在两大汽车强国生死攸关的市场争夺。此时，丰田出了这么大的问题，给了美国一个求之不得的大好机会，利用这件事，它不但可以教训日本近期以来的“不听招呼”，还可以借机打击日本产业。而美国本土汽车产业利用媒体的压力，重创了丰田品牌，使美国消费者在有限的市场分配上，更加青睐美国货，把多年以来的(美国汽车)被动情况扭转过来，反客为主。

　　冯昭奎：美国有自己的算盘。不但要保护自己的厂商和产业，同时借机“敲山震虎”，给现在开始有点儿不听话的日本政府一个警告，政治因素显而易见。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东芝电器出现质量问题，有美国议员在国会台阶上拿榔头当场砸碎东芝产品，影响很大。到了今天，他们不会再采取这么简单粗暴的手段，会更多地诉诸于舆论或者其他手段。但是，美国也不会就此将日本一锤子打死，特别是今天，日美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经贸关系也相互依存，丰田是混合动力车量产化规模最大的厂商，美国的消费者对其很有好感，如果将丰田全部逐出美国，也是不可能的。

　　《环球》：日本媒体对此次事件的态度如何？

　　周牧之：直到最近，我才看到一点日本媒体对丰田的批评和反思。日本媒体一直都在明言或者暗示召回事件是美国对日本的打压，甚至说是美国在为GM(通用汽车)复活营造条件，这显得很可笑，是一个可悲的心态。其实丰田在美国设厂已经多年，品牌早已渗透人心，很多美国人都搞不清楚丰田是日本公司还是美国公司。去年在美国《财富杂志》最受尊敬的企业排榜中，丰田荣登第三名，可见美国人并没有因为丰田是日本公司而不予以认可。

　　这两天日本经济新闻社才有一个社论说，丰田的反应太慢了。但是毕竟现在已经开始有人慢慢地来说这个问题了，不过还是没有人很尖锐地批判。与美国的舆论相比，日本的舆论过于维护丰田了，想把大事化小，这是因为丰田不仅是日本最大的企业，也是成功和骄傲的象征，还是各大媒体的一大广告金主，所以日本媒体对丰田事件的报道非常少，批判更少。

　　失足全球化

　　《环球》：丰田的这次危机，是否与“日本制造”内部的制度、文化有关？

　　周牧之：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日本的企业在主要国家的企业中是反应最慢的，正是这点很可能会让日本产业全线崩溃，丰田就是一个例子。由于它单一的文化背景，再加上过去的成功，让日本感觉无论做什么，自己都是做的最好的。但实际上怎么可能什么都比别人好呢？这是在关起门来思考问题。这是最近20年日本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在全球化发展最迅速的这20年里，日本人反而是退缩了，向后看了。

　　日本到国外学习的人数锐减。有一个统计，去年到美国留学的人中，中国人是增长最快的，所有国家都在增长，只有日本是减少的。日本人表现出一种对全球化的反感。他知道要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但是他对此很反感，因为这动摇了日本过去的传统模式。

　　《环球》：“日本制造”在世界上的声誉会不会面临重大危机？

　　冯昭奎：只要是制造业，就不可能有完美神话一说，问题总会有，丰田本不应该被当做一个神话，可是有人硬把它抬到一个绝不可能出错的高度，现在又说神话破灭，实际上是很不负责的，所谓捧得高，自然也摔得重。但总体来说，我认为日本制造的声誉虽会因此受到影响，但还可以弥补，不会伤筋动骨，因为日本现在的优势更多地是集中在核心部件和设备制造上，而非普通的终端产品。

　　《环球》：汽车市场将会在丰田事件之后重新洗牌吗？最大的得利者会是谁？

　　冯昭奎：首要的得利者当然是美国和欧洲，他们可以趁机夺回很多市场，中国从中直接获益的余地不大，主要就是吸取经验教训。

　　周牧之：从短期看，丰田以外所有的汽车厂商都可能成为受益者，他们可以去占领丰田让出的市场份额，当然这也要有实力。

　　但从长远看，最大的得益者可能是丰田。通过这一事件，丰田可以把危机变成变革的契机，脱胎换骨。比如日产汽车也曾经在经营危机之后，在从法国雷诺公司空降的卡洛斯-戈恩的领导下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战。当然这只是一个期待，希望丰田能有这种变革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