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不断将中国重汽带入新高度的山东人,在重卡领域新合作时代扮演了一回开路者的角色。
他将内心对理想的坚持与脑中对达成目标的迂回巧妙统一在了一起
对中国重汽董事长、党委书记马纯济来说,10月7日在香港签订的一个正式协议意义非凡。这意味从2008年2月开启的与德国曼公司的股权及技术转让谈判收官,开始进入正式的实施阶段。
藉此,中国重汽可以利用德国曼的优势甩掉技术瓶颈,跃上一个新的国际化竞争平台,而这同时也是中国重汽跟随全球化脚步所做的必然战略延伸。
在这个项目中,马纯济再次证明了他是一个高效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这个不断将中国重汽带入新高度的山东人,似乎又在重卡领域新合作时代扮演了一回开路者的角色。
以下是《汽车商业评论》2009年10月对马纯济的专访节录。
合作的原则
《汽车商业评论》:跟曼这次合作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马纯济:过去我们中国人跟外国人,跟国外这些大公司合作,真正的核心技术都没有拿到,这是我们合作的一个大问题,而且所有合作的项目,都是50对50的股权,品牌也是外国人的,我们这一次不是。
我们不是为了单纯引进外资,而是要的核心技术。我说,我们这次是真正能够做到从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是真正的有自主权的消化吸收再创新。
跟曼的合作,我以为中国重汽站在了发展的高度上,站在自主创新的高度上,站在民族重卡产业进步的高度上,具有战略意义。
那么,曼如何能够放权的呢?
这次是在金融危机的形势下,抓住了一个机遇。我们按照实现双赢的原则,不放弃自主权,不放弃自主创新这样一些高度上来研究这个问题的。
我们当时在房间谈判,画了两个圈,找到一个交集,就是我们的合作区,在这里能够通过合作,让对方得到应得的利益,这样就能够使合作得到成功。
我们站在各自的利益上,找到了结合点,既给曼公司带来了良好的效益,又给中国重汽发展带来了技术平台的提高,这算是一个突破。
对于国内一些车厂要收购国外车厂,你有什么看法?
有些企业到国外去买汽车厂。我的看法是买汽车厂,说明我们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但是,如果着急地去买一个汽车厂,结果债务一大堆,员工内部矛盾一大堆。买一个厂跟买一块地、买一个矿不一样,要管几千人,甚至几万人吃饭,要背起他原有的债务和矛盾,中国人有胆买下来,结果未必好,有可能带来包袱。所以,千万不要,别人在金融危机面前丢掉了包袱,我们把包袱捡起来。
沟通的方法
《汽车商业评论》:从7月16号宣布与曼合作,到发改委通过审批,中间只有大概1个月的时间,已经是非常快的速度了,这一方面肯定有您自己的一套独特的办法?
马纯济:国家审批这个事的时候,都感到非常吃惊,说重汽办事就是快,说原因,其实第一,说明国家,包括山东省,国家各部门的工作效率确实是提高了;第二,是我们在进展的时候就事先汇报过了,当然我们对外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事先都沟通,方案有些什么变化,随时都和国家这些部门的人沟通。
你是否亲自去跟各个部门沟通?
也不一定,有一个专门的班子。有一些关键的沟通是我亲自去的,但大部分还是下面人去做一些工作,把它安排好,避免到哪都受阻。所以准备这个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沟通,甚至中间有什么变化,也进行沟通,这样最后批下来以后,就非常快,国家也很支持。
我们说到就是要兑现,包括对股东、对职工、对客户,都要讲信用。中国重汽是讲信用的,说到做到,不是大忽悠,能做到的就承诺,不能做到的,宁可去谈判,也不要乱承诺。
去年你去德国参加曼的250周年庆典,是谈判的一个转折点,关于25%股权的事情就是这次谈判成功的,为什么?
庆典之后,我和曼公司的萨缪尔森接触,双方进一步从思想上进行了沟通,并没有谈项目,更多的是谈理念,谈中国文化,他们非常喜欢中国文化,我以为这个合作除了技术层面的问题,很重要的是理念、文化和价值观的交流,这个谈通了,好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非常重要的。
合作之后,曼会在中国重汽很多部门派驻人员,由于背景不一样,会不会造成你们决策效率降低?
现在,我们决策比较快,技术进步步伐比较快,新产品投入市场也比较快,这是我们的优势,但同时也看到了一个问题,由于我们这种快速发展,我们的技术水平、质量水平或者整体管理水平,存在需要完善和提高的问题。
特别是在质量问题上,中国人管质量,都是自己人,大家越来越团结、越来越和谐,这是好的一面,但是从另一面来说,也越来越抹不开面子,大家关系都不错,商量商量就算了,结果出现质量问题。非规范的运作是企业发展的一种风险。
所以外国人来管管,我觉得是好事,我从内心是想让人家来管管,特别是技术质量方面。一个企业都是一种声音,一点杂音都没有,不见得是好事。我说讲和谐社会,光和谐了,大家你好我好都好,这事以后不能那样了,以后必须要认真起来。
我们执行董事中,七个人是我们的人,一个人是人家的,真正的决策还是在我们自己人手上,但是只要他提出正确的意见,我们就应该支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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