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评论专栏作者 邓聿文

　　有关燃油税问题，11月24日有两则新闻对照起来看很有意思。一则是，来自全国各地的1773位车主近日联名上书发改委，请求先进行成品油降价，再讨论燃油税的开征事宜。另一则说，国税总局一位权威人士称，燃油税不会拖到明年再推出来。他的理由是，目前国际油价相对较低，燃油税推出时机较好，各方也已达成共识。

　　我反对这位人士的看法。在目前喧哗扰攘的燃油税讨论中，油价问题反而被讨论各方忽视了，这是不应该的。首先应该做的是将国内过高的油价降下来，但也不应将开征燃油税与油价问题捆绑在一起；这两者固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降油价并不必然影响燃油税的推出。

　　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虽然目前的国际油价对推出燃油税是一个良机，而且社会也对燃油税推出的必要性形成了共识，但对于一个涉及诸多人利益和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新税种的开征问题，仅有时机和必要性是远不够的，关键是新税种推出后要让与此有关的市场各方找到一个最大的交集，达成一个满足社会多数人要求和利益的较为公平的方案。显然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社会上关于燃油税的讨论仅仅是开始，在有关信息不很明了的情况下，如果匆忙在年底前推出，只能反映制定该税种的部门以及一些强势集团比如石油企业的利益。因为在现有的博弈机制下，只有石油企业等利益团体能够对政策制定部门施加影响。

　　开征燃油税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本质在于有效增进和公平分配公共利益，因而，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该也必须让民众特别是行为主体充分参与，允许他们讨论、批评和监督，广泛吸纳各种意见。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集思广益，寻求较完善方案的过程，也是各种利益冲突并实现某种平衡的过程，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形成社会共识的过程。只有这样，社会对政策的理解才能透彻，政策本身也因消除了决策者和部门的利益，才显得相对完美正义。

　　燃油税提出至今，已有14年时间，之所以一直“难产”，原因并不在于所谓时机问题——当初的油价比现在低得多——主要是各方利益没有协调好。概括来讲，燃油税涉及的利益关系主要包括财政和交通部门、中央和地方、消费者和企业等。具体来讲，集中在四方面：一是“费改税”后交通部门30多万名员工如何安置？二是地方利益在收归国家财政后如何再分配？过去养路费由交通部门收取，属地方性收入，变成燃油税后，属共享税种，中央要拿大头，各地方政府对此没有积极性是无疑的。三是目前的高速公路投资主体已经相当多元化，实施燃油税，他们的利益如何体现？四是税率问题，按定量征收还是按定率征收？如果按定率征收，税率是消费者希望的30%～50%，还是一些专家主张的100%？

　　此外还涉及征收环节、车用燃油与非车用燃油的甄别、免征车辆的征收以及地区均衡发展等问题。上述问题如果找不出或大致找不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仅为赶个好时机而匆忙推出燃油税，势必会导致不公正的结果。

　　在国际油价暴跌而国内油价却维持高位的情况下，燃油税的开征还被广大公众赋予打破行业垄断、还利于民的象征意味。假如未来燃油税开征了，但成品油价格仍居高不下，这显然不是社会所需要的。

　　所以，燃油税的开征应充分听取社会意见。在这一问题上，希望政策制定部门以物权法、劳动法以及医改方案的出台为师，在推出前，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公开更多信息，让各利益方进行公开讨论，达成较为公平的方案后再推出也不迟。这是在目前的制度下保证法律政策公正性的最有效方式。(作者系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