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辆国产轿车送到中南海，毛主席高兴地说：“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小轿车了。”

　　1981年5月14日，人民日报登出“红旗”轿车停产令。

　　“红旗”再次飘扬，国庆35周年小平同志乘新型“红旗”检阅三军。

　　中国汽车工业的创始人之一，原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总经理、莫斯科东方科学院院士陈祖涛娓娓向你道来：

　　毛主席说：“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小轿车了”

　　1958年，我们开始试制小轿车。当时的政治口号是“东风压倒西风”，所以我们的小轿车就叫“东风”。5月12日试制成功的第一辆“东风”轿车送到北京，21日，毛主席和林伯渠同志一起乘坐“东风”小轿车在中南海转了两圈，他高兴地说：“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小轿车了。”“东风”轿车试制成功后，上级要求一汽集中精力研制“红旗”高级轿车，并要求在1959年9月前试制出一批，向国庆10周年献礼。当时离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只有10个多月的时间了。我国当时根本没有生产轿车的经验和手段，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试制高级轿车，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大家都清楚这一历史使命的分量。一汽党委发出号召：“乘东风，展红旗，造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在全厂掀起了制造“红旗”轿车的群众运动。

　　知道一汽要仿制生产轿车，朱德同志把他老人家的“斯科达”、周总理把他的“雷诺”、陈毅副总理将自己的“奔驰”作为样车给我们送来。说是生产，其实就是仿制。我们把样车全部拆解开，把全部零件分总成一一摆放，然后动员全厂职工来“赶庙会”，谁能接下哪个零部件，谁就签下协定。说是要给毛主席造汽车，大家的热情很高，全厂的老工人、技术干部几乎是“抢”着签协定。我那时是工艺处的副处长，负责仿制生产的协调组织。对大家的热情我很佩服，但我对我们的技术加工手段确实不放心，科学毕竟是要实事求是啊。

　　“红旗”车身的设计体现了中国特色，但加工难度很大，我们专门从上海请来十几名高级钣金工，他们用手摸用榔头敲，日夜加班干，硬是用手工把整个车身敲出来了。整整33天，“红旗”轿车诞生了。崭新的“红旗”车身颀长，通体黑色，雍容华贵，庄重大方，极富中国的民族特色。扇面形状的水箱格栅，宫灯形的尾灯，仪表盘采用福建大漆“赤宝砂”，座椅及门护板面料采用杭州云纹织锦，车内富丽华贵。按规定，新试制的汽车要经过各种试验，达到设计标准，才能出厂交付使用。但那时只要政治标准，我们也没有按照正规的程序去检测、试验，车一出来就连夜送到北京报喜去了。

　　1959年9月29日，第一批崭新的10辆CA72“红旗”轿车摆放在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前展览。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当天，两辆“红旗”轿车参加了检阅，6辆红旗轿车参加了群众大游行。国产“红旗”轿车的出现，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引起全国轰动。很多人看着漂亮气派的“红旗”，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们中国人也能造高级轿车了”，从此“红旗”便和民族轿车工业的兴衰系在一起。“红旗”的问世，可以说政治影响大于实际意义，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轿车制造的难度，不知道我们的“红旗”是怎样造出来的，所以普遍对“红旗”轿车寄予很高的期望。

　　1965年9月12日，新的“红旗”三排座高级豪华型轿车问世，19日样车送到中南海，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立即安排毛主席、周总理的专车司机试车、评车。试开后，他们都对三排座“红旗”赞不绝口。从此中央领导开始乘坐我们自己生产的三排座“红旗”高级轿车。朱德、邓小平、陈毅、贺龙、李先念等领导都很高兴，认为坐上自己生产的轿车和外国的领导人在一起，特别长志气。1972年，一汽又专门为毛主席和几位中央领导特殊研制了12辆CA772三排座特种保险车，这种车采用特种防弹钢板制造车身，防弹玻璃，轮胎可以自动补漏，保险措施万无一失，这12辆车成为“红旗”轿车中最辉煌的一个品种。

　　周恩来总理说：“中国有最高级的‘红旗’轿车，可以接待最高级的客人。”

　　1960年“红旗”参加了莱比锡国际博览会，尔后又参加了日内瓦展览，受到了海内外专家的一致好评。1962年12月31日，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访华，成为第一位乘坐“红旗”车的外国首脑。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要求自己带专车来，周总理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周总理说：“中国有最高级的‘红旗’轿车，可以接待最高级的客人。”尼克松到达首都机场时，周总理亲自率领50辆“红旗”车到机场迎接，并把自己的6号CA772“红旗”保险车给尼克松专用。访问结束后，美国客人对“红旗”轿车连声称赞。1993年，德国总理科尔访华，他特意点名一定要坐一坐中国的“红旗”轿车。身材高大的科尔对CA722防弹型“红旗”轿车非常满意。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乘坐“红旗”轿车，成为外国贵宾来华访问的最高外交礼遇之一。“红旗”轿车还先后出口到朝鲜、越南、利比亚等国。

　　让“红旗”重新飘扬

　　“红旗”轿车为一汽人和中国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但像这种不惜成本、手工作坊式的生产，质量问题在所难免。就在“红旗”开始小批量生产以后，质量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影响了“红旗”的声誉和形象。驻外大使反映：“红旗”的毛病太多，有时到机场去接外国总统，跑到半道，“红旗”“抛锚”了，眼睁睁地看着别国的大使飞驰而去，急得直跺脚。误了接人事小，影响了两国关系事就大了。慢慢地有些领导就不坐我们的“红旗”了。80年代初，当时的国务院主要领导外出时，在他的“红旗”后面还有一辆备用车，有一次，他的“红旗”行驶中突然冒烟了，马上中途换车。事后检查是化油器的毛病，属于小问题，但影响形象啊。他对此很有意见：“‘红旗’生产这么久了，质量还是上不去，这样的车还生产它干什么？”1981年5月14日，人民日报登出了“红旗”轿车停产令：“‘红旗’牌高级轿车因耗油较高，从今年6月起停止生产。”就这样“红旗”的生产暂时停了下来。

　　作为中国汽车工业的负责人之一，我的心里真是不好受。但“红旗”毕竟是中国政治上的一个品牌，我们还是需要它。“红旗”停产后，国家花费了大量外汇购进了几辆进口的保险车，但是经过比较，其舒适性以及防护性都不如我们自己的“红旗”，这样，“红旗”的再生又有了可能。我找到时任副总理的田纪云，向他详细汇报了“红旗”轿车的生产、技术状况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我郑重建议：“红旗”改进质量后恢复生产。

　　田纪云副总理赞同我的意见。他说：“‘红旗’在国内、国际都是有重要影响的产品，它的质量好坏，影响着我们国家的形象，要把质量放到高于一切的地位。”他向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汇报了“红旗”的情况。胡耀邦同志指示：1984年邓小平同志国庆阅兵车就用我们自己的“红旗”。胡耀邦同志的指示不仅是对“红旗”轿车最大的关怀和支持，也是对中国汽车工业最大的关怀和支持。

　　1983年10月22日，田纪云副总理专门在国务院主持召开了生产“红旗”检阅车和轿车改造汇报会，我和一汽厂长耿昭杰、一汽轿车厂厂长范恒光等参加了会议。田纪云副总理说：“改造和研制第二代‘红旗’，这个路子我是赞成的。我们这么大个国家，总得搞一些轿车，总得搞一些自己的王牌，牌子不能丢，但质量要提高。”会后，田纪云副总理批了300万美元，保证了“红旗”改进所需的资金。

　　“红旗”的这次发展机会非常难得，我告诉耿昭杰，“红旗”改进要“脱胎换骨”，但“红旗”的外型已得到全国人民的认可，所以不能“改头换面”。一汽对“红旗”的改进和试制检阅车高度重视，把它看成是为“红旗”恢复名誉，让“红旗”重新飘扬的重大战役，提出“万无一失，确保中央领导用车”的口号，组织全厂的精兵强将投入试制。改进后的“红旗”整车质量有了很大提高。新“红旗”送到北京后，我立刻开始为新“红旗”的复出而奔走。我坐着改进的“红旗”到中南海向李鹏等中央领导汇报，李鹏等领导试乘后对新“红旗”很满意，连声夸奖。

　　小平同志乘“红旗”检阅三军

　　“红旗”检阅车就不这么简单了。一汽曾经生产过13辆“红旗”检阅车，但这次自动升降的活动篷式检阅车还是第一次。新检阅车的关键是那个可收放顶篷的防弹问题。当时这种防弹的顶篷只有美国有，我们向美国有关公司咨询，他们趁机卡我们，咨询费就要两万美元，而且出多少钱都不卖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军工系统挺身而出，自己试制。经过一番努力，试制成功了。一汽轿车分厂也为检阅车专门做了多项改进。

　　新浪汽车讯 1984年8月20日，两辆检阅车试制成功。1984年9月6日我和耿昭杰、范恒光等同志一起将崭新的检阅车开进中南海，向警卫局杨得中同志交车。杨得中和警卫局的同志对车进行了严格的检验后，办理了交接手续，并向我和一汽的同志们致谢。

　　1984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式。我在观礼台上，看到小平同志乘坐我们特制的“红旗”检阅车过了金水桥开向东单方向，不知怎么搞的，我的心就开始怦怦地跳动起来，过了十几分钟车还没有过来，我一个劲地看表，心里急得不得了，生怕车抛锚了。以前我对“红旗”的质量是不太放心的，但经过改进后的“红旗”质量，尤其是对这两辆特制“红旗”的质量我是绝对放心的。但为什么这么久了车还没有过来呢？由于紧张，我浑身都湿透了。我周围人山人海，大家欢呼雀跃，我却不闻不见，眼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小平同志和他的检阅车，那个滋味只有自己才知道。直到检阅车平稳地开过来，我的心才放下来，这才看到自己周围欣喜的人群，听到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因为这两辆“红旗”特制检阅车的独特贡献，11月3日，邓小平同志和秦基伟同志分别给一汽轿车厂签发了嘉奖令和慰问信。

　　经过“脱胎换骨”改造的“红旗”保证了质量。我至今仍旧怀念当年“红旗”的外型，因为是我们自己亲手造出来的，有感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