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研究员

　　解读“十一五”系列访谈（一）本报记者 李慧莲

　　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强调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为此提出一系列重要原则。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研究员，他从增长模式转型的角度，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观察、分析视角。

　　现有增长模式面临严峻挑战

　　中国经济时报：我们注意到，在《建议》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被反复提及，而且表达的口气、用词都透着一种紧迫感。

　　刘世锦：《建议》中指出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等，这些要求都是相互联系的。从基本面上看，在“十一五”时期，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推进现有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直接依托于一种有特色的增长模式。这一模式的要素包括：大规模且日益扩展的市场；低成本而素质较高的劳动力，既包括大量从农村转移出来的普通劳动力，也包括受过良好教育、以智力服务为主的劳动力；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开放条件下国外资本、技术、管理和其他中国短缺要素的引入；稳定的国内政治社会环境，等等。这一模式中各种要素组合所形成的优势，集中体现在“低成本”上，因此可以称其为“低成本竞争”的增长模式。从2002年开始的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中，“低成本竞争”增长模式受到很大冲击。

　　中国经济时报：能否具体说说这些冲击都包括哪些？

　　刘世锦：总结起来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近年来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土地和房产价格大幅上升，“民工荒”的持续存在及其引发的工资提高，都表明维持了20多年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重要改变。我国人均收入超过“千美元关口”，不仅意味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意味着要素成本的上升。低成本优势的削弱将会带动剧烈的结构调整。当然，低成本优势的削弱以至缺失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国幅员辽阔，还会有一些地区继续呈现低成本优势，一个较长时期内将保持多种竞争优势并存的格局。但从中长期看，低成本优势削弱后的调整不可避免，而受影响最大的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由于这些地区是我国最具活力、经济总量中比重最大的区域，因此低成本优势削弱所引发的冲击将是全局性和基础性的。

　　二是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环境约束压力的显著加大。一个时期以来，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的约束压力加大主要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我国正进入一个工业化阶段资源需求量上升最快的时期，如果用一条曲线来表示，目前正处在爬升最陡的区间。第二，13亿人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所消耗的资源，即使是使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规模也是前所未有的。第三，事实上，我们的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在许多方面浪费惊人。第四，我国在许多资源禀赋上处于劣势，人均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石油、铁矿石等重要资源新增量的多数依赖进口已成定局。从环境方面看，它的约束压力也在不断加强。一方面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排放相应增加，另一方面，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环境正在成为体现生活质量的一种产品，人们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降低。

　　三是新增长点引致的外延扩张空间缩小。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依赖于需求的快速增长，而需求增长主要来源于几年一个轮次的消费结构升级所带来的消费和生产热点。由于后发优势的原因，与工业化先行国家相比，我国的需求结构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错位”，或者说“超前”。例如，先行国家是先有汽车后有彩电、电脑，而我国在汽车尚未大规模进入家庭时，彩电、电脑已经相当普及。所以，我们不能期待在汽车消费后出现一个电子信息产品的消费高峰。新一轮经济增长是由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电子通讯等拉动的。在这一批增长点以后，出现规模意义上新增长点的机会将减少，相应地，依靠新增长点的更替，以外延扩张方式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将显著缩小。要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寻找新的推动力量。

　　四是金融风险因为增长减速和开放扩大而增加。我国金融风险隐患较大是长期存在的问题，过去主要表现在银行的不良资产上，近年来在证券、保险、信托等领域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有些问题堪称触目惊心。金融风险之所以没有转化为全局性的金融危机，主要依赖于几个条件：第一，政局稳定并在事实上由国家提供担保；第二，经济增长速度较高而使金融资产流动性较好，例如尽管银行不良资产的“窟窿”不小，但天天有人存款，这个“窟窿”还露不出来；第三，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受外资金融企业的冲击较小。在未来一些年，其中有些因素将会发生大的变化。如果金融风险隐患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由此而可能产生的某种金融危机将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严重损害。

　　五是收入差距对增长的负面影响加强。在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过程中收入差距扩大，是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按照“倒Ｕ型”理论，中国目前处在收入差距较大的时期。我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左右，在国际处于较高水平。这种格局与我国现阶段存在的一些特定因素有关，如人口众多，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差距较大，体制转轨中由于体制和政策原因而导致的不合理或非法收入较多等。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大概还会持续一个相当长时间，但这种差距应当被控制在现有的社会结构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并且对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如果现有的增长模式不能满足这一要求，调整或改革就不可避免。

　　这些因素其中多数因素过去一直存在，但在近年的增长中显著加强了。我们面对的基本现实是，一个持续了20多年的增长模式需要出现实质性的改变。

　　增长模式转型具备有利条件也有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时报：那么，如何来理解增长模式转型？转型压力加大是否意味着困境？除了转型的必要性外，转型的实现需要哪些条件？这些条件是否具备？

　　刘世锦：增长模式转型压力的加大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困境，从本质上说，它体现了进步。没有发展，而且不发展到一个特定阶段，增长模式的转型不会出现。所以，增长模式转型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的问题”。体现这一特性的，还有在增长模式转型压力增大的同时，转型所需的有利条件也正在逐步具备。

　　在这些条件中，较为重要的包括制造业中所形成大规模生产能力，能够分摊较高的研发成本；跨国公司从接近生产基地和市场考虑，研发机构正在日益增多地转向中国；产业配套条件有长足改善，一些地区形成了为数众多、有较好基础的产业集群，有利于增长模式转型中的分工深化、技术和组织创新；对内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为增长模式转型中的要素重组提供了较大回旋余地，比如，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要素成本上升后，部分企业可以转到成本较低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而沿海发达地区结构升级所要求的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则可以从国内其他地区和国外输入；我国的经济实力有较大增强，一批产业表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外汇储备增长迅速，有可能在大规模输出产品和输入资源之间建立平衡。更重要的是，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要理念和举措，为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了基本的思想、理论和政策条件。

　　增长模式转型的压力增大，有利条件也在具备，并不意味着转型能够顺利实现。在工业化历史上，早期的工业化国家大体上跨过了增长模式的转型期，尽管有的国家由于战争等原因其工业化进程曾一度被打断。二战以后，先是日本，后是东亚“四小龙”等经济体，也相继经历了转型期，进入高收入阶段。但同属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诸多拉美国家并没有如此幸运。它们未能跨过转型的门槛，在增长历经停滞和倒退后，有些国家至今仍未到达十年前的发展水平。

　　中国经济时报：这是否说明转型带有不确定性？

　　刘世锦：是的。增长模式转型犹如汽车爬山，当爬上山头后，汽车可以相对平稳地前行，但在爬山过程中，是最费力气和最不稳定的时候。转型所面临的压力和能够争取到的有利条件之间需要达成平衡，但这二者往往不对称。压力较为直接和确定，会来的早一些。相比之下，条件更多的是对压力的反应，能否具备取决于多种因素的组合，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例如，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是相当确定的，但能够通过技术进步、分工深化等方式形成新的动态比较优势，则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其次，转型所需的诸多有利条件之间也要达成一种平衡。如技术创新需要风险投资的支持，如果这种支持无法从金融体系有效获得，有些创新就难以浮出水面。最后，经济体系要有足够的抗风险能力，能够吸收短期和局部的冲击，经过调整后使增长进程可以恢复。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遭受重创，但事后的较快恢复，表明其经济体系的抗冲击能力明显优于拉美国家。

　　中国经济时报：那么，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有哪些不确定性？

　　刘世锦：中国目前所处的环境与二战后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又有了很大不同，总体上看增长模式转型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最大的不确定性或许是，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以后将会发生哪些与以往不同的事情。无论是老牌工业化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都无法提供这方面的直接经验。

　　当然，讲转型的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遇到的都是风险和坏事。不确定性就其本意而言，指的是人们事先无法预测（因而无法以概率的方式加以控制，这正是不确定性与风险的区别）的事件，其中有风险，也有机遇，而且风险应对好了也可以转化为机遇，如能源危机会刺激节能型产品和产业的发展。

　　重点进行六个方面的战略调整

　　中国经济时报：我们回过头再分析一下，增长模式转型具体涵义是什么？

　　刘世锦：增长模式转型具有多重涵义。首先要改变粗放、低效的增长方式，减少消耗，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第二重涵义是实现动态比较优势的转换。在低成本优势逐步削弱后，通过技术、组织和制度创新，形成以提升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为重点的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第三重涵义是适应更加开放的国际环境而进行的调整。随着中国人均产出和消耗水平的提高，总量规模日益突出。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无论中国对世界，还是世界对中国，都有一个调整过程。增长模式必然要适应这一调整而进行调整。

　　中国经济时报：从这种增长模式转型的涵义出发，您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需要做哪些战略方面的调整？

　　刘世锦：考虑到转型所面临的诸多压力和挑战，转型的任务将是多方面、繁重而艰巨的。我认为，应当重点实施六个方面的战略。

　　第一，是扩大内需战略。扩大内需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需要长期实行的基本战略。从国际经验看，大国通常以内需为主，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内需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尽管我国的内需还有较大潜力，但由于这一轮增长点以后，新的增长空间趋于缩小，对内需潜力要有合理估计。

　　扩大内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第一，继续推动消费结构升级，以带动需求扩大。重点是保持居民住房、汽车等消费的持续增长，保持城市化的持续推进。第二，在鼓励中高收入阶层消费结构升级的同时，通过多种途径扩大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第三，在产业选择上，让各种有条件发展起来的产业都发展起来，不要轻言某个产业不能发展。这既有利于扩大内需，也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第二，是自主创新战略。

　　中国经济时报：强调技术自主创新是一个老话题。为什么技术自主创新讲了这么多年尚未取得大的进展，“十一五时期”如何才能取得突破？

　　刘世锦：这两个问题实质上是一个问题，即我国自主创新的实质性进展需要哪些条件。

　　首先，要有技术创新的市场需求。成本上升背景下企业盈利的保持和增加，经济的持续增长，都需要通过创新来增加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提升产业结构。这意味着拉动自主创新的市场条件正在形成。缺少这样的市场条件，正是过去长时间内自主创新未能取得大的进展的基本原因之一。

　　其次，大规模制造能力和产业配套条件的形成与改进。大规模制造能力意味着巨额研发费用可以被有效分摊，从而使自主创新具有成本上的可行性。较高水平配套产业群的形成，是一些技术复杂、零部件较多的产品在核心技术突破后能够迅速产业化的重要条件。

　　再次，能够组合全球科技资源的开放性研发体系至关重要。开放条件下的自主创新能力与封闭条件下的自主创新能力在含义上有实质性不同。在开放条件下，技术能力是一个跨越国界的全球性的系统，不可能也不需要再从头开始形成自己的封闭技术体系。自主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技术集成能力，即一个企业能够有效整合内部外部技术资源的能力。哪些要完全引进，哪些要与别人合作研发，哪些主要依靠自己独立研发，哪些采取几种方式不同类型的组合，将由企业依据市场前景、自身能力和合作条件，经过成本收益分析后作出选择。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企业要成为负责任的、有长远眼光的创新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有没有自主创新的意愿和能力，是自主创新成败的关键。具体地说，企业领导人要有足够的动力去考虑5年、10年或更长一个时期的事情。

　　以上这些条件，目前我们有的已经初步具备，有的部分具备，有的还需要作出积极努力。

　　第三，是资源节约战略。面对巨大的资源约束压力，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些应对的战略要点，如节约优先、增加供给、优化结构、环境友好等。其中，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最为可行、最容易见到成效的是加强资源节约。

　　中国经济时报：近来资源节约问题大家讲得很多，如何在这个方面才能取得实质性地进展？

　　刘世锦：在这个方面要有大的进展，我认为需要解决好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是让价格起作用，就是让价格能正确反映资源稀缺状况。再一个是让政府的社会性管制起作用，推动政府管制重点由经济性管制转向社会性管制。

　　第四，是稳定增长战略。我国经济在高增长过程中波动较大，除了来自非均衡增长的技术原因外，还有来自微观领域的体制原因，即基础部门由于行政性垄断而出现的投资不足，消费品和部分投资品行业由于要素和环境成本过低而出现的过度投资。这种基于体制原因的投资失衡加剧了增长的不稳定。

　　在持续的快速增长中提高增长的稳定性，是增长模式转型中的重要任务。为此需要调整地方政府的目标和行为，加快对基础部门行政性垄断的改革力度，从体制上纠正投资不均衡、增长不稳定的起因。

　　第五，是金融改革战略。金融体系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软肋”。通过改革、创新形成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意义无论如何都不能低估。金融改革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包括加快银行体系改革，重点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在按照加入ＷＴＯ承诺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大金融体系的对内开放，促进新型股份制银行和中小银行的发展，重点解决中小企业、高科技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改变过度倚重银行融资的状况，加快金融结构调整；鼓励多种类型适应现阶段我国实际情况的金融机构、产品的创新和供给。

　　第六，是开放升级战略。在经历了20多年的开放和成为ＷＴＯ成员后，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将由范围和数量转向结构和质量，即“开放升级”。

　　中国经济时报：对“开放升级”，在战略和政策上如何加以体现？

　　刘世锦：对外开放的战略和政策应进行相应调整。一是，由过去较为被动的适应国际环境，转向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环境；由过去主要是适应规则，转向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制定规则。二是，在对外贸易活动中，要强调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原则。三是，在初级产品对国际市场依赖加强的问题上，既要看到国际市场对我国经济的约束有所增强，短期可能引起某些初级产品供给紧张，更要看到我国的发展给初级产品输出国带来了难得的、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历史性的机遇。四是，着眼于在全球产业分工链条中位置的提升，吸引外资政策应当更加明确地将重点放在技术引入和创新上。五是，中国企业特别是优势企业“走出去”的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但就中国企业大规模对外投资来说，目前总体上还处在探索阶段，应当坚持积极稳妥的原则，立足于积累经验，在形成有效对外投资机制上多下功夫。

　　刘世锦个人简历

　　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长期以来致力于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研究，主要涉及企业改革、经济制度变迁、宏观经济政策、产业发展与政策等领域。先后在一些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及其他文章二百余篇，独著、合著、主编学术著作10余部。撰写一系列内部研究报告。曾多次获得全国性学术奖励，包括第四届孙冶方经济科学优秀论文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论文奖，中国发展研究一等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