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部简单的代步工具被理论家们上升到道德的范畴时，问题突然变得复杂起来。人格、尊严、地位和权势，不同身份的汽车拥有者为汽车划定了等级，使其从大工业时代的量产品变成了人们实现一己私欲的目标。汽车发展到了今天，让人类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而道德意识却在急速地退化。

　　近日，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副理事长段里仁在车友报社和中国文化管理学会主办的“2005车德论坛”发表演讲时指出，国人由于交通道德严重缺失，导致交通事故居高不下，交通拥堵日趋严重，这一状况亟须改变。

　　段里仁说，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超过3000万辆，还有6000多万辆摩托车，1000多万辆农用车以及800多万辆运输用拖拉机，总数已超过1亿辆。中国已经步入汽车社会的门槛，但交通意识和交通道德却还没有建立起来。汽车与行人的矛盾，汽车与道路的矛盾，汽车与环境、资源和能源的矛盾日益突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助理研究员徐文华则认为，中国在“车德”培养方面有很多矛盾，最明显的就是紧迫性与长期性的统一，文明作为一个社会的整体形态，进步需要有一个过程。但现实情况是，我们的“车德”已经严重滞后于汽车社会的步伐，必须即刻提高和完善，这就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什么是“车德”？从开车人的遵章守规，到汽车制造商的环保意识；从邻里相处，老死不相往来，到车友相遇微笑，真情互助；从珍惜资源、建设节约型社会到珍惜人的生命，都是“车德”涵盖的内容。而这当中，最重要的当属人们对公共道德与个人道德的认识。从某种程度上说，汽车在中国反映的是非公众的道德，因为它仍然为少数人所拥有。在不少人的固有观念中，拥有一辆车，就有了高人一等的人格，可以无视公共道德。这种观念恶化了有车者与无车者之间原来和睦共处的关系。

　　俗话说“一富遮百丑”，有一辆车就会有一种“与富俱来”的优越感，开高档豪华轿车的人更是如此。在不少人眼里，奥迪、宝马与官员、老板画的是等号，开奥迪和开奥拓的人在路人眼中绝对不是一个等级。很多人都会条件反射地对开好车的人高看几分，那种艳羡感往往会升级为对自己窘迫处境的不满，由此产生恨铁不成钢的焦灼情绪。

　　在当今社会，没有人会将安贫乐道当作美德。而贫富差别的扩大，也会将一些人的焦灼情绪升级为仇富心理。据说国内豪华车中，宝马车的打劫率位居首位，众歹徒为何对宝马情有独钟？恐怕不外乎两点：首先是开宝马的富豪居多，富豪通常胆小不喜欢声张，把车和钱都给你保命就行；其次是打劫宝马车主，路人仗义相助的少，幸灾乐祸的多，成功几率大。

　　这也许就是中国人仇富心理的体现吧，而其已经成为一种高危现象在中国蔓延。不能说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与这一现象没有关系，有报道称中国48%的社会财富被10%的人所拥有，而这些人恰恰是中国豪华车的奢侈享用者。据了解，去年北京车展上卖出的千万元豪车，其买家竟然是来自山西的煤窑主。不久前，有媒体报道，又有几位山西的煤老板在北京狂购20辆悍马车和80辆其他豪华车，悍马的价格超过400万元，世爵和迈巴赫各超过600万元，都是现款付账。而这些人又与山西的多起矿难事故有着某种瓜葛。这些人在矿工骨灰上建造起他们的豪车帝国，不仅玷污了他们自己，也玷污了这些豪华车品牌。

　　几年前，北京发生了几起豪车被砸的事件，也是仇富心态的反映。正如几年前关于“撞了白撞”的争论一样，有车者与无车者完全站在两个不同的阵营里，而无车者毕竟是多数，它所激发的社会矛盾始终透着一种悲凉意识。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法律可以强力约束行人不进入机动车道，却没有一个对称的法规制约机动车进入自行车道，只有机动车的路权，没有自行车和行人的路权，这就是一种维护少数人的不公平。法律应该永远站在多数人一边，否则只会导致人性的冷漠与自私。

　　现实是残酷的，少数为富不仁者让全体富人蒙上了一层挥之不掉的阴影。“劫富而不济贫”的狭隘想法却在无数个城市里流行着，人们的道德意识在这种环境下变得一文不值。在多数老百姓眼中，那些富豪的产生，根本与人的智慧和奋斗无关，而完全取决于坑蒙拐骗和不法勾当。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使用其他手段来维护广大公众的利益呢？仇富者群体的产生主要是人们“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在作怪。用科学的税收制度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无疑是一项权宜之计。虽然这并不能完全扭转财富分配不公的现象，但至少可以为人们的仇富心理消消肿。例如，对豪华车课以重税，实施燃油税，增加奢侈品税；对小排量车不收税或实行税收返还，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汽车社会的便利。

　　道德宣传往往不能阻止不道德行为的出现，一个“车德”的命题，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进入汽车社会的失落所在。(记者 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