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调查系列报道（三）本报记者 王栗涛

　　“今年葡萄基本上不赚钱，地里现在还有葡萄没有收，”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新疆昌吉市采访时，南头沟村5组村民黄燕萍发愁地说，前几年的收成都不行，今年的收成好一点，但由于农资价格的大幅上涨以及葡萄收购价格持续走低，今年的葡萄还是不挣钱。与她不同的是，有一部分农民却因为一种“股田制”的市场化尝试，而获得了不错的收益。参加了股田制的农户吴平喜告诉记者：“今年参加股田制后每亩葡萄纯收入1478．98元，股田制让我们不再为种地用钱和销售发愁了。”他还告诉记者，自己同村的表兄今年没有参加股田制，又赶上农资大幅涨价，今年一亩葡萄地收入才670元。

　　有多年农村体制改革经验的昌吉市经济体改办主任吕大勇介绍说，股田制最大的好处是使农户规避农资涨价和市场波动的风险，也不用对销售操心。公司也可以通过规模效应来规避市场风险。他对记者说，农村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但只要在制度上能有创新，农户就能真正体会到种地的喜悦。

　　吕大勇在谈到搞股田制想法时坦言，“在搞之前，没有别的经验可以借鉴，就是想借用企业化的运作模式来搞农村改革”。他认为，就企业和农户来说，企业的被动是因为没有土地也就无法掌握产品的品质，经营倍感吃力。农户的被动是因为现在国际市场的竞争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无法经受住市场考验，“股田制”通过企业把农户分散的种植整合在一起，以公司运营的组织模式在市场中对外抗衡，这样既解决了企业对农户产品的要求，也解决了农户生产无法与市场接轨的困境。吕大勇谈到股田制具体运作步骤时说，“通过企业和昌吉国资中心共同出资注册公司，农业技术推广站技术入股，这个公司就作为农户的代言人来参与市场竞争，企业可以提高竞争能力，农户除了得到土地和劳动力的租金外，还能参与企业年底的分红。”

　　在葡萄收获现场，三公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袁勇对记者说，没有参加股田制的葡萄农户收入不好的最主要原因是，农民没有钱去提升产品，对市场不了解，也顶不住“二道贩子”的压价，更不知道产品的出路在哪里，所以农民在生产和销售环节中一直是一个弱势群体。股田制的目的就是让农民联合起来在市场中竞争。

　　作为企业，新疆昌吉昌润蔬菜盐业有限责任公司高定兵对股田制的具体实施细节解释说，首先是把农民土地租过来，一亩地按昌吉市的土地租金标准定为400元，再把农民一亩地的劳动力定价为600元，这1000元就作为农民的股本金，不管年底经营情况如何都保证农民一亩葡萄地最低有1000元的收入。农民就用这1000元来入股，一亩地农民股份占51％，公司占49％，让土地还继续在农民手中。年底分红时去除农民的1000元钱和公司的投入1000多元，超额的利润就按农户51％和企业49％的比例来分红。高定兵一再强调：“股田制实施中，公司保证负责参加农户的全年农资费用和产品销售，并且有园艺工作站的全程技术服务。”他还提到，“虽然有订单农业，但是订单农业无法解决鲜食葡萄要求时间短的问题”，因为拟定的合同只能是收购合同，收购合同无法保证企业对产品的要求。

　　记者在昌吉三公镇二工村的整片葡萄地中看见有一块菜地，当地村民告诉记者，“这是石辉军的地，去年他把葡萄架子给拆了，改种白菜。”石辉军表情很无奈地告诉记者：“我不想种葡萄了。”该村副主任吴月新看着正在收获的葡萄对记者说，“去年情况好一点的葡萄还能便宜处理掉，而情况不好的农户只能眼睁睁看着葡萄让霜给打掉，老百姓一年没钱挣，都没地方哭去。”

　　而参加了股田制的农民郭鹏武在他的葡萄地里对记者说，“我今年是参加股田制收入最高的，每亩纯收2400元，去年纯收入800元到1000元，今年种了六亩葡萄，毛收入就达到27000元。”他兴奋地告诉记者，参加“股田”后，农户的最大优势是农产品不愁卖了，同时，公司还有全程的资金和技术服务，农户只要负责把地管理好就行。

　　通过股田制尝试，农民的收入高了，农产品的质量也有了大幅的提高。高定兵说，“最近我们已经把所有葡萄都销售出去了，提前完成了公司预定的销售计划。”他介绍，他们的产品销往香港和马来西亚等地，仅广东的大客户就直接买走了参加股田制农民手里80％的葡萄。同时，产品不仅因为品质好而畅销，还有了统一的品牌，这样公司也就可以在竞争中获胜，农户也能更好地准备来年的生产。

　　“这里的葡萄口感很好，颜色也纯，在广东要比一般的葡萄要好卖得多”，刚下飞机就来到葡萄地里的广东客商欧名东说。

　　没有参加股田制的农户朱大光遗憾地说，“早知道我今年也参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