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调查系列报道（二）本报记者 王栗涛

　　又到秋收的季节，这本应是农民朋友的喜庆日子，但仍有许多农民打来电话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反映：“没有体会到农业税费减免以后的好处，现在种地是越来越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国庆期间在新疆昌吉农村进行了五天的蹲点调查。

　　税费减免好处抵消于农资涨价

　　秋分已经过了，新疆农村的天空更加湛蓝，金灿灿的玉米铺满道路，棉农在棉花地里忙着采摘棉花。“今年税费减免后依然很难挣到钱”，昌吉市六工镇十三户村农民张卫华对记者说，主要是因为今年的农资费用涨得太高，去年农业税是每亩15元，而今年每亩地膜涨了将近30元。

　　“去年每公斤棉花是4．6元—4．7元，今年每公斤棉花是5元—5．2元，但今年每亩棉花的收入还不如去年高，主要原因就是农资涨价”，村民陈泽君告诉记者，今年的增收希望基本破灭。他给记者算了一笔细账，去年化肥要每亩要40多元，今年每亩50多元；去年种子每亩20元，今年每亩27元；去年地膜每亩32元，今年每亩60元；去年人工采棉花费为0．6元每公斤，今年每公斤1．2元左右；去年每亩地水费60元，今年每亩80元。棉花最后每亩毛收入约为1250元，除去所有的费用每亩纯收入约为600元—700元，他告诉记者，自家种的玉米每亩毛收入约为800元，纯收入约为每亩400元。

　　记者手上一份昌吉市农业局的生产简报显示，地膜、化肥等各类主要农资涨价总额为1389万元，农民因此人均较上年增加负担145．14元，而今年按政策取消农业税和“两工”后，农民人均较上年减负96．27元，二者相抵，今年全市农民人均负担反较上年增加48．87元，增幅为33．67％。

　　“受农资价格大幅涨价，农民增收会受到影响。”昌吉市农业局党委书记王成根对记者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徐小青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今年全国农资价格普遍上涨，农资上涨部分抵消了粮棉等市场价格的小幅度上升和政府的惠农政策。”

　　农业生产与市场需求脱节

　　记者在昌吉农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农民什么时候才能真的挣钱？”

　　农民赵海涛告诉记者，农民没钱、缺技术、没办法转变生产品种。昌吉市园艺工作站站长刘新智也说，农民对技术的改进一直跟不上市场的需求，一到秋天农民就因为不知道自己种的东西往哪里销售而内心惶惶。

　　“多年以来农民的生产和企业以及市场总是联系不起来”，有多年农村体制改革工作经验的昌吉市体改办主任吕大勇深有感触，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加剧，迫使企业抬高收购门槛，但是没有资金和技术，农民的生产种植依然原地踏步，无法独立完成产品的提升，因此农民总是市场波动的最大受害者。比如，有的丰收之年，农民经常将销售不了的葡萄烂在地里；而葡萄少的时候，企业又往往吃不饱。市场两头的农户和企业为此都感到很苦恼。

　　昌吉市农业局党委书记王成根认为，“一定要围绕市场去组织生产，去提升产业结构”，改变以往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力争使农业生产方式达到规模化，而不能只把希望只寄托在向国家要政策上面。

　　记者在昌吉市三工镇二工村发现，种葡萄的农户正在搞一种“股田制”。“股田制”的具体实施者吕大勇对记者说，“股田制”的企业不仅给农户提供全年所需的生产资料，年底还把农户的葡萄全部高价买走，而且农户还能参与企业年底分红。他多次强调，“股田制农民种地不用花一分钱，而且有保底的1000元。”

　　参加了“股田制”的农民杨振孝说：“我今年参加股田制每亩纯收入是1331．4元”。他还介绍，“农民春天正没钱的时候，公司就把化肥和农药免费送到农户手里，并且有技术人员详细指导生产中的每一个细节，也不存在往年收购中随意压价的事。收入比往年要提高很多，去年每亩葡萄的纯收入是700元－800元，今年参加‘股田制’后纯收入是1353．16元，最高可以达到2400元。”

　　医疗、教育：

　　农民增收的两只拦路虎

　　在昌吉市十三户社区卫生服务站里，村民胡晓琴指着正在打吊针的三岁儿子说，“今年全家四口人一年能挣10000元，可是光孩子看病就要花去收入的三分之一”，她计算说，孩子的一次肺病要打针十多天，一次就要1000多元。家里的老人身体也不好，病也一天天多起来，如果孩子和老人一起得病，“就是借钱也不够，农民还是看不起病。”

　　记者就农民看病的问题询问卫生服务站的护士杨卉，她告诉记者，农民看病都是自己出全费，有些家庭看病还是很困难，而且也享受不到城市医院的服务。

　　该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国杰介绍说，一些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户看病的难处还能有所缓解，但很多农户都没有能力参加医疗保险。他告诉记者，医疗保险每年要交几千元，费用太高，农民交不起。农民每年纯收入一亩地也才1000元，除去日常的开销和生产投入，手头基本没有什么闲钱。

　　记者看见村口的泥墙上写着，“教育是立国之本，要让每一个农村孩子上学”，可是十三户村支书张国友却对记者说：“以前是农村孩子不愿意上学，现在是愿意上学，但家里供不起。”他还反映，村民现在一般都只有一个孩子，都想把孩子培养出去，可是农村中学的教学质量很差，所以许多家长只能花高价把孩子送到城市里去读书。

　　十三户村是个交界地区，骑自行车15分钟就可以到旁边的五家渠市，而离本地的中学却比较远，“我们农民也想把孩子送到教学质量好的五家渠中学，但为什么外来暂住人口的孩子上学不收跨学区费，而我们土生土长的本地农民弟子却要每年交2000元的跨学区费？”村委会副主任周建民有一个上初中二年级的孩子，他抽着烟愁眉不展地对记者说，学费、学杂费每年要交1300元，还有学校组织的补课费400元，校服300元，再把全年的生活费等都算上大概要7000—8000元。许多村民都希望记者能反映，“农民一家全年的收入都花在孩子上学上面，就这也不一定够。”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拖住增收“后腿”

　　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更是农民增收的“基石”，没有这块基石，农业的发展都只是纸上谈兵。

　　十三户村党委书记张国友说：“村党委以前一直是作为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承担人，税费减免以后，最大的影响是原本应该由村委会负责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没有钱搞。比如，拉电线、筑路、修桥。”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十三户村没有公共积累，没有企业，地本来就少少，没有剩余的土地可以承包，全村一共1000多人，按国家的规定每人每年才能收14元钱，还有许多困难户收不上来，最多也只能收13000元。这些钱的绝大部分还要用于摊派的电影费、报刊费和活动费以及各种节日的慰问。这两年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没钱搞。

　　“农民基本上很难享受到国家给的优惠政策”，吕大勇坦诚地告诉记者，农民的葡萄地需要打井和修渠以及基础的电力配套建设，但是农民没有钱，而每年国家财政投入的钱也落不到农民头上，因为国家财政的投入必须要有一个业主来承载国家的投资。村委会同样不能作为项目的主体来承载这笔投资，所以财政项目的很多投资只能落到农场主的手中，农场主也只是雇用外来民工，所以农民无法享受这笔投资的实惠。

　　新疆昌吉昌润蔬菜盐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高定兵说，国家对农业投资的比例是逐年加大，但因为国家对农业的财政投入存在投入主体不明确的弊病，投资必须以业主作为投资主体，而乡镇、村委会和农民都不是业主也得不到这笔钱。他认为，国家财政对农村将来的投入应该是以对土地的投入为主，使这笔钱真正用在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否则农民永远也看不见这笔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