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原海南省委书记阮崇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畅谈了对公务车改革的看法。

　　他认为，公务车改革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经阶段；由于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车改的形式可以多样化，但必须明确原则，加强监督；正确看待车改，其成功与否不能单纯以节约多少财政支出来衡量，它或许能提高行政效能，但不可能包治百病。

　　阮崇武强调说，各地各部门不能对车改要求太高，车改作为渐进发展的事物，一步到位办不到，十分理想也不可能。消费需求是第一位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汽车消费不可避免，车改是迟早的事，关键是明确目的和原则。

　　车子迟早是自己买自己用

　　阮崇武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车改的出现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在建国初骑自行车上班的年代就不存在车改问题。就目前来说，车改至少遏制了公车的无限膨胀。车改迟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和公房改革一样，最后都是自己买、自己用，车子也迟早是自己买、自己用。

　　但是，由于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加上车改问题的复杂性，车改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但只要国家经济发展到了一定水平，家家都有车，拥有汽车就像拥有自行车一样容易的时候，车改就不再是一件重大的事情。

　　阮崇武还指出，但凡改革都是社会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车改也不会例外。因此，利益分配相对均衡车改就很顺利，分配不均衡则会产生很多矛盾。

　　车改应坚持四个原则

　　阮崇武说，车改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应该搞清楚设计理念和思想，坚持四个原则：(1)适当使用公共财政；(2)维护社会公正；(3)提高行政效能；(4)公开透明。只有同时兼顾这四个方面，车改才能算成功。按原有车子的多少、官的大小、原财政开支的多少作为车改的基数，在这种基数上谈减少了多少财政开支，不科学，没意义，不公平，以这些基数为指标实际上是私分了公共财政，不能说明车改成功。

　　首先，适当使用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的使用准则是为了提高行政效能，实现其效益的最大化。车改前因公私不分，导致公共财政的浪费；车改后，很多地区往往以节约多少财政为理由证明改革的成功，以过去的铺张浪费的财政成本为基数，前提就是错的。车改的成功与否不能单纯以节约多少财政支出来衡量。只有适当使用公共财政，达到效益最大化，才是真正的成功。

　　其次，维护社会公正，合理制定车补标准。阮崇武认为，领导每月3000多元，比工资还高，底下办事员每月才几百元，差别太大，这样做不符合公共财政的使用准则，不利于社会和谐，只会激化利益群体间的矛盾。公共财政的使用准则是实现效益最大化，应按公务量和对实际工作的贡献率来衡量，这与官大官小没有直接关系。下面的人办事比上面的人多，比上面的人贡献率更大，支持和鼓励大多数公务员下基层、多办事，公共财政才能实现其价值。因此，车补标准应该结合工作量与贡献率两个指标来制定和发放，这样领导和办事员的补贴差别可能缩小一点，谁办事，谁拿钱，做得多，领得多。

　　要鼓励公务员多办事，采取车补包干的做法操作性较强。阮崇武介绍了德国差费包干的做法，德国按照出差标准，一次性拨付差费(包含机票费、伙食费、住宿费等)，公务员自己安排使用，怎么花是自己的事。这样做一方面节省财务工作量，不用算细账，一笔笔核对报销；另一方面，钱由公务员自己掌握，可以合理支配，不一定非要住豪华宾馆、吃豪华大餐，能够有效节制浪费。而现在的车改，车票、餐票、住宿票，报销一大堆，既增加了财务的工作量，又容易出现猫腻，貌似严谨，实质不然。

　　第三，车改方法可多样化。车改以提高行政效能为主要目的，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时间、不同的社会发展程度，采取不同的车改办法，杜绝搞一刀切；车改还可以与具体工作联系在一起，同一个单位的不同部门，也可以有不同的车改和补贴办法。

　　第四，坚持公开透明、公私分明。公车使用公私不分是改革的主要原因。公私分明后才会达到节约社会成本的效果。阮崇武说，实际上，公私不可能被截然分开，但是公的部分怎么用，私的部分怎么用一定要摆清楚，摆不清楚财政的钱就是白花。只有尽量将公私分清楚，不管哪一个利益群体也才说不出话来。

　　明确奖励和补贴的性质。为鼓励公务员买车，奖励公务员支持车改，可以给与一定的现金奖励，但一定要明确这种补贴是为了照顾你，为了平衡利益、推动改革而拿出来的公共财政，不是公务员应得的。否则就是以车改为理由瓜分公共财产。

　　加强监管是根本

　　阮崇武说，不管是车改前还是车改后，采取更为有效的监督措施至关重要。车改前，也有很多监督制度，正因为没有很好地执行才出现公私不分的问题。车改后，若缺乏监督，或执行不到位，成绩同样是零。加强监管工作，首先要制定合理的规章条例，明确奖惩措施。但又不能定一个“分钱”的规章，光看财务，谁都没有乱花，大家都节约了，最终达不到监督的效果。(李生东 赵叶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