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出身的尹同耀，将怎样掌控正走在高速扩张路上的奇瑞？

　　文/本刊记者 刘 涛

　　到明年11月，如今已身为奇瑞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尹同耀，就可以庆祝自己脱离“伪军”投奔“抗联”的十周年纪念日了。尹同耀把合资企业和做自主品牌戏称为“伪军”和“抗联”两个阵营。今年43岁的安徽人尹同耀与另一个只比他大几岁的安徽人詹夏来，在已经过去的九年间如影随形，在长江边上的芜湖城从零开始，带出了一个让中国汽车界称奇的“奇瑞”。去年2月28日，詹夏来从奇瑞“退出”，回去“专心”做芜湖市委书记，而多年来一直更习惯“躲”在詹书记坚定的汽车梦想之下“画图”、“下车间”的尹同耀，则不得不独自走到台前，迎接一场还只是刚刚开始的“考试”。

　　“我们是鲍鱼，他们是尖椒干豆腐”

　　尽管和“汽车狂人”李书福相比，一天到晚穿着奇瑞工装的尹同耀似乎更像一个觉悟很高规规矩矩的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事实上他同时还是“全国劳动模范”)，但当他谈汽车的兴致上来，一开口，就很容易发现，在“干汽车”这件事上，安徽人尹同耀与浙江人李书福，有异曲同工之“狂”、之“傲”。

　　比如，讲到“东方之子”下个月(2005年10月)将搭载奇瑞自主研发生产的发动机的事，尹同耀说，“我们这个(发动机)是鲍鱼，他们那个(指东方之子原来搭载的某外资品牌发动机)，只不过是尖椒干豆腐。”

　　再比如，你问尹同耀有没有榜样，你会发现他表达起来很困难，行内圈子里能让他竖大拇指的人像是没有，反倒是海尔的张瑞敏、华为的任正非，是他最重要的“榜样”，他说，他最佩服的，“是那些把中国的产品带到世界去、把中国人的声音带到世界去”的人。他很喜欢引用海尔人说的一句话——中国没种的人太多！他把张瑞敏、柳传志、任正非视为“我们的民族英雄”，说“如果我们中国有100个华为、1000个华为，我们国家就会非常厉害”。

　　做个有种的中国人！如果你问尹为什么对自主品牌如此执着，他的回答大抵如此。这也是当年，当他正在一汽大众、被他称为“伪军”的队伍里舒舒服服当总装车间主任的时候，时任芜湖市副市长的詹夏来只是去他所在的车间里走了一趟，打几个电话诉诉家乡的“苦”，就能把他招呼回跟汽车还不怎么搭界的安徽老家的“根本原因”。他说，从个人来讲，当伪军总比做抗联战士舒服得多，但是算大帐、算国家的帐，还是出来干好。

　　尹认为，在造汽车这件事上，中国人不仅要“自主”，而且一定要联起手来，要不大家都在重复做一件事，浪费很大。比如谁干了某种发动机，这种发动机就从他那里买。“我们是最早搞联合的”，国内厂商中，奇瑞先后和华晨、海马、江淮以及南汽高层讨论合作途径，希望资源共享。2003年五一节，奇瑞、华晨、哈飞、海南马自达四家企业在海南秘密开会，汽车工业协会的领导和行业领导也去了，讨论得很热闹，但最后是“无疾而终”。尹同耀说，阻力来自“一些大企业”，他们“不太希望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大”。当时四家谈的是联合采购、联合向国家要政策，联合开发，既然“大家都在找奥地利的AVL公司开发发动机，干吗让外商一套东西卖好几次钱？”

　　但不管联合的路走不走得通，在做自主品牌这一点上，尹同耀很坚定，“不能再走南美的路，南美现在剩下了什么？它的产业就像一朵云彩一样，一有风吹草动就飘走了，因为你没有根，你的根是品牌和研发。你的根是资本的控股权”。尹同耀坚持认为跟外国人合作是要寻求自立，而不是为了合作而合作。“过去我们说在合资企业股权是50:50，但是我们的人连人家一条狗的尊严都没有，我们与德国人合作的时候，德国人的狗都要买机票，办各种手续。它花的钱比我们中国人到那边去的费用还要高。”所以，“不管吉利也好，谁也好，只要中国人长大，我们就应该高兴，为它鼓掌。”

　　尹同耀说他不怕奇瑞的“产品在市场让人瞧不上”，虽然“往前走，是不是能变成一棵大树不一定，但是只要是想要长成大树的，就一定要走自主的路。靠合资长成大树的，没有。”所以，当尹同耀听说，在今年花都汽车论坛上，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与原机械工业部部长何光远为中国汽车是否需要自主品牌再起争执，他说，“真有点整不明白”，这还需要讨论吗？！

　　“难忘的、无比糟糕的一年”

　　其实，真正让尹同耀有点整不明白的，还是2004年他“接任”董事长前后的一场意外大考。

　　2004年初，尹同耀向省里夸下海口，销售额将比前年的9万多辆翻番达到18万辆，结果这一年中，奇瑞负面消息不断：先是面对媒介“官商不分”的指责，詹夏来无奈辞职，与通用的官司还正在胶着，又发生零部件厂商停止供货的事件。就这样，“从7月开始，销售就下来了”，到年尾，一共只卖了8.7万辆。尹同耀说，“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感到很艰难”。同时，销售困境让财务问题凸现，奇瑞以前只有会计，没有财务。尹同耀坦承，那之前，他甚至连长贷、短贷都没弄清楚，直到从外企挖来一个首席财务执行官以来，他才知道用短期贷款做长期项目是很危险的。

　　市场在变化、价格在下调，但奇瑞的投资规模却不断增加，甚至超过了“芜湖市所能承受的范围”。“如何平衡投资与产出的关系是我不擅长的，甚至是个陌生领域”，尹同耀感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更让他想不到的是，虽然利润不断下滑，但“下面的人并不知道公司资金的压力，依然花大钱，买最好的设备，涂装线、焊装线都是这样。比如发动机就投入过大，如果开发品种少一些、产品线档次低一些，就会省很多钱”。奇瑞开始向银行贷款，而尹同耀说自己是“不敢借钱，一借钱就睡不着觉”的人。詹夏来曾经为这个批评尹同耀，说他“应该放开一点”，但他始终觉得竞争只会更加残酷，自己谨慎一点没有错。

　　“放单飞”以来，另一个让尹同耀觉得比画图纸、抓质量更费脑子的事就是管理人的思想，“有时候想不通，觉得烦”。到2004年，奇瑞的员工已由过去的4000多人增加到9000多人，平均年龄23岁，干部中70%都是从技术型转向管理型。前两年的快速增长，让一种自我满足、小富即安的思想滋生、蔓延。尹同耀感触最深的是，他每年派人到海尔学习，回来大家谈的都是海尔的长处、自己的不足，但去年回来，干部们讲的却是海尔的不足，这让他非常失望，而且意识到大家的心态出了问题，奇瑞面临着是做山大王、还是继续打天下的问题。

　　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年份里，尹同耀首次以董事长的身份面对股东，应对业绩下滑的责问，承受股东因为奇瑞利润下滑、投资过大、影响分红而产生的不满。面对省里的批评，尹同耀无言以对。“我无法解释，企业就是用业绩说话，去年虽然市场环境不好，但还是有像广本那样做的很好的企业，问题在于我们自己。”尹同耀说。另一件他要从头学起的事是，怎样说服股东，得到他们对一些投资决策的认可和支持。以前这是詹夏来的任务，“他的官大，下面的人不会有太多的想法”。而尹同耀岁数小、资历浅，不得不接受比过去多得多的来自股东层面的询问与质疑。“以前投个车大多是凭对市场的感觉，现在要拿出报告，研究市场和价格，而这样做的好处是让我们的经营更加规范。”尹同耀很有感触地说。

　　他把过去的一年形容成是奇瑞受挫的一年，是“无比糟糕的一年”。而他则感觉自己“天天都在上课，每天都在刻骨铭心地考试。”这一轮应考下来，尹同耀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如何进行财务控制、投资分析、风险管理等基础性的操作知识，而他也深深知道，这样的管理修为恐怕还难以掌控走在高速扩张路上的奇瑞。

　　“寻找比我更强的人”

　　尹同耀是1996年和他一汽大众的另外7个同事一起回到安徽创业的。2000年以前，他一直主管技术，并不做管理工作，2000年7月，因奇瑞拿不到生产许可证无法投产，7人之一、当时负责的副总终于扛不住，“变节回到伪军阵营”，一直分管技术的尹同耀才出任副总。

　　为了“壮大抗联队伍”，尹同耀常常是“连骗带诱”，使出各种手段。“杀熟”杀来同学、同乡、同事：“来帮帮小尹吧，就三个月，项目结束了你就回去。”而一个项目往往三年都完不了，很多人就此留了下来。在国外考察、谈判，尹同耀常常借上厕所的机会和自己看中的人有意搭讪，要到手机，再让人去软磨硬泡。来自日本的管理专家寺田就是这样加入奇瑞的。所谓“诱”是指，尹同耀多年任奇瑞副总，总经理一职虚位以待，挖“海归”的时候，他常说，你回来，领导我，在奇瑞有充分的机会。现在奇瑞有40%的外籍员工。

　　担任副总多年，尹同耀始终认为自己的个性、能力“不是做一把手的料”，“小时候就愿意跟着孩子头儿玩游戏”。“我自己有时候也很着急，怎么样能变成一个非常合格的、非常强的管理者，能像张瑞敏那样”。尹同耀说，事实上他和詹夏来一直都在“找真正的企业家，做一些企业文化、管理方面的事情”，好让他自己有更多的精力抓技术、质量和研发这些他更擅长、也更有兴趣的事情。

　　不过，这个愿望看来并不那么容易实现。“我们这个企业也已经不大不小了。也许我不是太合适，但是很难找到一个比我更合适的人来做。即使我们能找到极个别非常合适的人，人家也不一定能来。”尹同耀说。

　　现在尹同耀“全部时间都在公司”，“从来没摸过高尔夫球杆”，但他坚持早上跑步45分钟。另外，时不时地找詹书记聊天，聊聊奇瑞这些让他欢喜让他忧的事，也是他“放松”的一种方式。

　　尹同耀简历

　　1980年-1984年就读于安徽工学院(现合肥工业大学)汽车制造专业

　　1984年进入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红旗轿车厂任工艺员

　　1989年10月-1991年10月赴德国、美国学习，并参与一汽-大众的前期准备工作

　　1991年10月-1996年11月在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任总装车间主任兼物流科科长，

　　曾获一汽“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1996年11月-2004年2月任奇瑞汽车有限公司执行副总经理

　　2004年2月至今任奇瑞汽车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

　　尹同耀与詹夏来

　　文/本刊记者 刘 涛

　　尹同耀做自主品牌的艰辛与苦难就是从结识詹夏来开始的，而如果没有詹夏来，他“顶多就是个厂长的水平，不会有今天的高度”。他时常挂在嘴边的是他对詹夏来人格魅力、奉献精神的信服。

　　不论是创业初期还是现在，尹与詹一起出差无数次，詹从来和他一起坐普通舱。有一回他们去深圳和外商谈判，对方住在香格里拉，他们舍不得花钱，又不得不住，就三个人挤一个房间，詹夏来坚持说自己腰不行，睡在地上。另一次他俩一起到合肥开会，在路边买三块钱的盒饭吃，被人认了出来，说：“这不是市委书记吗，怎么还吃盒饭啊？”

　　尹同耀将两人的关系形容为兄弟，他们彼此依赖。詹夏来欣赏尹同耀待人的真诚、对产品的理解、对汽车的执着追求，让这样一个人带奇瑞的团队，他放心。而在尹同耀看来，詹夏来则总是能跳出局部看全局，看大势。在去年奇瑞最糟糕的时候，产能已经开始放空，但詹夏来不仅对尹讲希望和优势，而且告诉他明年奇瑞一定要扩大产能，奇瑞一定会起来，而事后证明确实如此。今年，媒体舆论、国家政策开始向奇瑞倾斜，詹夏来却反复提醒说，去年是棒杀奇瑞，今年是捧杀奇瑞，去年是恶意的，今年是善意的，咱们自己一定要清醒。

　　不过，尹同耀承认，对詹夏来也有“阳奉阴违”的时候。在詹夏来眼中，尹同耀的赌博心还不够，患得患失，应该再放开一些。但尹同耀觉得，大家角度不同，自己在更加直接地面对残酷的市场，肯定要更加谨慎一些，所以当詹提出一些投资项目而尹同耀并不认同时，他总是先放放再说。

　　在上市问题上，找上门来的投行很多，奇瑞却并不积极。因为以前詹夏来一直有一个看法——钱要一分一分的挣，通过上市，一下子弄来大量的钱，人的思维方式以及对事务的认识就会发生扭曲。

　　尽管詹夏来现在已经不在其位，但仍关注着奇瑞的每一个步伐。因为“奇瑞对他意味着生命，汽车是他的梦想，他太热爱汽车，太想在中国把这个产业做大。我们就像是一群帮他圆梦的人。” 尹同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