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东方小个子的百年传奇和由他亲身历经创造与发展的百年中华发展史，在他离开人民7年后，愈发使他的思想脉络和理论基础更加清晰，并展现在中国百姓日益步入殷实“小康”的具体战略目标中——国力的增强，实现人均800美元的收入，使置身于每一个生活得到改善的中国人在想起他时，都会肃然起敬。

　　汽车制造业与全球经济的结合，使国与国、先进技术与日益发展的人类科学距离越来越缩短。邓小平从提高综合国力出发，在二次“南巡”前就讲过：“如果不是开放，我们生产汽车还会像过去一样用锤子敲敲打打，现在大不相同了，这是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反映在各个领域，不只是汽车这个行业。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

　　1980年7月22日，邓小平同志在第二汽车制造厂视察的时候，提到自己和汽车工业的渊源，他说20世纪20年代初曾经在法国雷诺汽车厂做过钳工。1925年11月6日，是年21岁的邓希贤(邓小平)到比杨古尔的雷诺汽车厂做工，作为熟练工种工人分配在76号车间学习钳工，计件工资的单位工价一法郎五十生丁。

　　邓小平批准汽车业中外资“结婚”

　　1978年10月，李岚清受命参与领导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谈判重型汽车项目的技术引进。在谈判过程中，该公司的董事长汤姆斯.墨菲向中方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为什么只同我们谈技术引进，而不谈合资经营(joint venture)？”

　　李岚清同志回忆说：尽管我们懂得一些英语，知道“joint”是“共同或共担”，“venture”是“风险”，连在一起似乎应当是“共担风险”，但对它的确切含义并不清楚。于是墨菲就让他手下的一位经理，向我们详细介绍了“joint venture”的含义：就是我们双方共同投资，“合资经营”企业。这位经理还向我们介绍了合资经营企业的好处，怎样搞合资经营，以及他们与南斯拉夫建立合资经营企业的经验，等等。

　　这位经理介绍以后，墨菲还补充说：“简单地说，合资经营就是把我们的钱包放在一起，合资共同办个企业，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是一种互利的合作方式。若要再说得通俗一点，合资经营就好比‘结婚’，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庭’。”

　　听了这番介绍后，中方一方面感到新鲜有趣，增长了知识；另一方面却又认为，尽管他们说得有道理，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当时我想：你们是资本家，我们是共产党，怎么能同你们搞合资经营呢？特别是他提到，合资经营就好比是“结婚”、“建立共同家庭”，就更不可思议。你是大资本家，我是共产党员，我能同你“结婚”吗？

　　尽管这样，按照当时的规定，凡是比较重要的对外谈判项目，每次谈判都要向国务院引进办公室写简报，我们也就把谈判的情况如实上报了。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份简报竟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当时分管这方面工作的谷牧副总理看到简报后，认为很重要，立即批请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各位领导同志传阅。其他领导同志都一一圈阅，邓小平同志阅后不但画了圈，还在简报中关于通用汽车公司建议搞合资经营的内容旁，批上了“合资经营可以办”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批示。得知这个消息，大家十分的惊喜，禁锢的思想一下子被解放了。

　　后来，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同志为轿车项目向邓副主席请示，问轿车项目可不可以搞中外合资经营，邓副主席说：“可以，不但轿车可以，重型汽车也可以搞合资经营。”

　　1979年3月21日，由副部长饶斌同志带队，第一机械工业部赴美与通用汽车公司进行合资经营的谈判。但意外的是，当时该公司的决策机构竟否决了董事长墨菲与中国搞合资经营的意向，使谈判未能继续进行。而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却对与我国搞合资经营很感兴趣，捷足先登，率先在汽车工业领域与我国办成了第一家合资经营企业——上海大众汽车公司。

　　催生新中国汽车工业

　　最早参加新中国第一个汽车制造厂建设的陈祖涛回忆了几件事情；1953年从西南调到北京的邓小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直接参与国家建设的重大决策。1953年6月，第一汽车厂的建设计划遇到一些实际问题，主要是提高产量、追加投资和缩短建设时间，由原定的四年改为三年。为此一机部向中央写报告说“四年完成就有困难，三年完成更无把握；但是如果不这样亦有若干需要考虑之处，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中央很快开会讨论这件事，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邓小平发言同意刘、周、朱等领导人的看法，支持三年建成第一汽车厂的计划。会议的决定形成文件以后，毛主席在6月9日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号召全国都来支援一汽的建设。

　　陈祖涛说；我第一次见到邓小平同志是1958年的9月19日，当时我还年轻，邓是和李富春副总理，杨尚昆、蔡畅一起来一汽视察。刚好在8月我们造出中国第一部高级轿车-红旗，装有V8顶置气门200马力的发动机，外表庄重大方，富有民族特色。

　　邓小平问厂长饶斌，红旗的性能比伏尔加和吉姆怎么样，饶斌说；比它们高级。邓小平很高兴；比吉姆还高级，你们可以多生产，油不够烧酒精，反正做酒精的红薯干有的是，只要不烧茅台酒就行。小平同志用幽默的话语肯定了红旗的成就，也为大型轿车的发展提出新的思路。伏尔加、吉姆和吉斯分别是前苏联进口的轿车，吉斯是最高级的，中央领导人乘坐的，吉姆是省部级干部用车，代表当时汽车工业的先进水平。后来中央书记处坚定支持红旗的发展，把制造红旗轿车作为政治任务来抓。

　　小平同志在一汽和李富春同志总结了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三结合的经验，后来增加鞍钢的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的做法，形成一个“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向政治局汇报以后，毛主席总结为《鞍钢宪法》作为社会主义企业制度向全国推广。

　　在58年大跃进的时代，小平同志很冷静的看待形势，由于他在国外曾经是汽车产业工人，清醒的看到中国和世界的差距，没有因为我们造出比吉姆高级的轿车而头脑发热，他后来指出中国的汽车工业还是在儿童团的时代，要发展汽车工业就要走专业化协作，发展大生产的道路，他强调说；要改造儿童团。

　　陈祖涛说，我很惊讶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会有这样深刻的见解。

　　小平同志的睿智，还表现在细节上。二汽建成以后，我们自己开发的发动机遇到一些问题，主要是温度过热，我们一直找不到结症所在，结果事情传到小平同志那里，他说；这个事情简单，到国外找一家知名的发动机公司给咨询、诊断一下，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后来我们与英国里卡尔多公司合作，他们认为我们设计的发动机是很经典的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发动机终于成为可靠性、动力性都具有先进水平的机器。

　　支持建设发展二汽

　　原汽车司办公室主任李清介绍小平同志在决策二汽建设方面的情况；1964年中央考虑开始筹建二汽，原设想在中南地区选址由湖北包建，又担心战争发生炸长江大桥影响二汽发展，考虑改在四川。1959年有领导主张在湖南建毛泽东汽车厂，就去湖南选址。65年考虑打仗需要，决定建在三线地区。1965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川汉铁路不经过湖南而过湖北。11月一机部部长段君毅飞抵四川，向正在四川视察的邓小平请示，根据中央决定改线，二汽可在襄渝沿线选择厂址。邓小平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段部长的意见。1966年一机部给中央写报告表示；根据小平同志指示和铁路修建计划，二汽厂址选在鄂西北郧县的十堰一带。

　　14年以后，邓小平来到二汽，其间他和二汽一样经历了许多艰难坎坷。

　　他在四川乘船途径葛洲坝的时候就问“这里离二汽多远？”得到不远了的答复以后，决定从武汉乘火车到二汽去看看。他在湖北省委陈丕显书记的陪同下，1980年7月22日，邓小平来到十堰，受到二汽负责人黄正夏、王兆国以及河南省委书记段君毅、胡立教的欢迎。陈丕显说，这次邓副主席来二汽，完全是自觉自愿的。

　　有着在国外大型汽车制造厂工作经历的邓小平，怀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审视着当时中国最具先进水平的汽车制造企业，他看到车间大拉床上的厂标‘济南第二机床厂’时，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就把段君毅拉到身边说；我们的机械工业能造这个，不错嘛！现在看，以我国自造设备为主，适当进口些高精度设备，这样武装现代化工厂的道路和经验值得总结。

　　在负责同志介绍二汽自筹资金分期建设的续建方针时，邓小平点头称赞说；我看过国务院批准你们这样做的文件。接着又问道；四川大足汽车厂是不是可以照二汽的办法办？

　　在总装厂摆放的各种型号的东风系列产品引起小平同志的极大兴趣，他说；一定要注意品种系列化的生产，汽车厂也可以生产非汽车产品。二汽注意满足军用这是好的，但是从长远、根本看，主要应搞民用的，军队要车，可能第一批要的多，以后就逐渐减少。你们又搞5吨，又搞8吨，都是民用的，这很好。

　　小平同志观看军用越野车的爬坡表演，他说；两吨半越野车，我知道，听说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还立了功，部队很欢迎。看到越野车爬上32度的陡坡时，他满意的点头说；能爬上这么陡的坡，部队当然欢迎。

　　二汽的负责人汇报说，前来视察和参观的领导和外国朋友都认为；我们的建设和发展显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决心和魄力，邓小平说；中国搞四个现代化应当有这样的信心嘛！

　　汇报到法国雷诺汽车公司希望合作的时候，小平同志笑了，他说；那好呀，雷诺汽车厂我知道，20年代初我在这个厂作过工。从这个情况可以看到一个问题，目前资本主义国家汽车好象已经饱和，还有生意可做。既然汽车可以出口，其他机械产品也应当能够出口，这说明外贸潜力很大，只要把质量搞好就能出口。

　　二汽负责人汇报其他企业采用多种形式筹组联营公司的设想，小平说，应当这样搞，不这样不能打破‘小而全’这是保护竞争、促进联合，二汽这样的大厂，应当作为中心，带动几个省搞专业化协作，把专业公司组织起来。

　　在铸造一厂，看到干净整洁的车间，他感慨地说；一般铸造车间都很脏，这里却比较干净，温度也适宜，这不仅对工人的健康有好处，而且对铸件的质量也有密切关系。

　　小平对二汽的评价是：二汽生产好，管理也不错！看了二汽说明我们中国的机械工业是不错的，有许多设备可以造，汽车能过关嘛！机械行业行，别的方面也行嘛，就是说；从汽车工业可以看出机械工业的水平。

　　当时76岁的邓小平对二汽有39岁的厂级领导王兆国等年轻干部尤为高兴，他认为这说明中国人才辈出。

　　决策中外合资汽车企业

　　福特(中国)公司副总裁许国祯介绍说；上个世纪初，国父孙中山先生就给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福特先生写信，希望他能够帮助中国制造汽车。后来这个愿望被福特先生的后代实现了，1979年率代表团到中国进行汽车项目洽谈并受到邓小平先生接见的正是亨利.福特二世和他的公司其他成员。这件事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认为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上海大众的饶达回忆说，邓小平对汽车工业的最大贡献是同意进行中外合资，当时外国轿车进口很多，外汇就很紧张，国家考虑搞汽车组装，以产顶进，可是许多外国汽车厂家不愿意把技术引进到中国，所以我父亲(饶斌)和陈锦华(时任上海副市长)写报告给中央，要利用外资改造上海牌轿车，李先念、余秋里等都作了批示，一机部向美国的通用、福特、日本的丰田、日产，法国的雷诺、雪铁龙，德国的奔驰、大众等著名企业发出邀请电。

　　丰田公司以正在和台湾洽商30万汽车项目宛拒，奔驰公司说不转让技术，除此之外其他公司都表示了兴趣。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1978年10月21日派出大型访问团，主要谈轿车和重型汽车项目。

　　接触之后，外国汽车公司都认为中国轿车工业基础太差，兴趣不大。美国通用公司提出，中方最好用“中外合资经营”的方式进行合作，我父亲当时是一机部长，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但要中央高层才能决定，于是确定项目以后报国家计委请示邓小平同志，这个事情是当时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负责的，他很快向邓副主席作了请示; “轿车项目可不可以搞中外合资经营”，邓说，“可以，不但轿车可以，重型汽车也可以嘛”，还讲了中外合资经营六大好处。轿车项目中央已同意合资经营，今后就按中外合资经营项目与外商谈判。

　　此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正值“解放思想”、“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时期。许多专家表示，“没有小平同志的支持，也就不会有上海的轿车合资项目”。

　　当时这么大的项目而且是与外资合作，谁也不敢拍板，只有邓小平有这个胆识和气魄。有了他的意见，才有上海大众今天的辉煌。虽然北京吉普是新中国第一家合资的汽车企业，但是它比上海大众筹备的晚，只不过签约早于大众。从桑塔纳谈判的背景来看，这正是思想解放的产物和改革开放的成果。

　　陈祖涛也印证了饶达的看法，他说，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倡“拿来主义”，他的这个意见在二汽内部传达时我就觉得这个政策非常英明。上海大众的项目是饶部长在小平同志的支持下搞起来的，北京吉普这个项目是新中国第一个汽车合资项目，也是在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总体思路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个项目报到中央以后，小平同志在国务院会议上明确表示同意在北京建立中美合资企业，当时我在中汽公司带队去美国谈判的。

　　1989年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遇到一些坎坷。上海大众负责媒体的陆军介绍说；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来到在他关注下建设起来的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在现代化的厂房和全自动流水线面前，小平同志感慨万端，他说；闭关自守不行！老人回忆往事；‘文革’时有个风庆轮事件，我和‘四人帮’吵过架，才一万吨的船吹什么牛！1920年我去法国的时候坐5万吨的外国邮船。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了， 10万吨20万吨的船也可以造出来。如果不是开放，我们造汽车还是象过去一样靠敲敲打打，现在不同了，这是质的变化。小平特别强调，质的变化反映在各个领域，不止是汽车行业。他意味深长的说；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很多障碍阻挡着我们…..

　　1992年1月中旬，距离在上海大众讲“开放不坚决不行”一年以后，小平同志来到深圳、珠海等地，中央办公厅给广东的指示是小平同志去“休息”，但他的一系列谈话后来被中央确定为“南巡讲话”，并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再次掀起改革开放的热潮。

　　陈祖涛深有体会；我们从一汽建成到全国第一个100万辆用了40年的时间，小平同志去世前生产100万辆用8年，前现在生产100万辆只用1年的时间，事实雄辩的说明他的远见卓识。

　　红旗浴火重生

　　1984年8月，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饶斌心情从未有过这样的沉重，中央领导决定红旗轿车停产，迎宾及领导用车使用进口车。同年，中央决定10月1日国庆35周年之际，在北京举行盛大阅兵式。军委主席邓小平用什么检阅车成了中国汽车人心理的悬念。很快就有了答案—红旗！

　　时任中汽公司总经理的陈祖涛回忆说；这是一个绝密的事情，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直接找我给一汽下达任务，制造防弹检阅车。我们研制的防弹检阅车的底盘是装甲钢板，一般的炸弹都炸不坏，可以升降的防弹树脂玻璃。样车试制出来以后专门到靶场进行实弹射击，效果一般，改进以后安全性能非常好。检阅车是敞蓬的，要求自动升降的软蓬也能防弹。当时这种材料制造技术只有美国有，但是得到它很困难，一是美方以军事用途为由不给，二是要天文数字的美元。我们决定自己干，通过和国防工业系统的密切合作，终于制造出中国自主开发技术的高级防弹检阅车。

　　1984年10月1日那天我在观礼台上忐忑不安的注视着小平同志乘坐敞蓬防弹车检阅三军部队，直到他回到天安门上我才松了一口气。11月3日，小平同志特地为一汽签发军委嘉奖令，表彰汽车行业的同志为阅兵所做出的贡献。4年后的1988年，红旗恢复生产，秘密研制高级防弹轿车的技术资料为红旗不倒和继续高扬提供了更坚实的基础、更广阔的空间。据我所知，小平同志后来一直乘坐红旗轿车。

　　百年小平诞辰之际，在他的老家四川广安的陈列馆中，他生前酷爱的民族品牌“红旗”轿车陈列在那里——它寄托着一汽人对小平同志的热爱，更为自己的民族品牌日益强大，而甘心愤发“寂寞”，用一汽集团的掌门人竺延风的话说：红旗不倒，解放不放！如今，一汽人正通过马自达6的平台，修养生息——新建成一座新型的轿车生产基地，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8月22日，胡锦涛在小平同志诞辰百年纪念大会上说：“我们要坚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切实抓好发展这个执政党执政兴国的要务，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新华每日电讯-汽车》祝虹，《财经时报》，沈小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