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炼钢铁”方兴未艾，“造车运动”又风起云涌。对于这场时代狂飙，需要在更宏大的视野下加以观照。

　　进军汽车业成为了做实业出身的企业家的普遍追求，是因为汽车业对国民经济的带动性和产业关联度远大于一般产业，其地位也更为显赫。通用、福特等的霸主身份历时近百年不衰;丰田家族如果只是满足织布机全国领先的地位而不进入汽车业的话，丰田这个招牌就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金光夺目。

　　跳出汽车业来看，民企大规模进军钢铁业、汽车业等国民经济重要领域，昭示着民企已登上中国经济舞台的中央，开始主导中国经济大规模的资本整合、产业整合。

　　对接“重化工业化”

　　中国汽车市场的飞速增长无疑是民企纷纷投身其中的原因，这反过来推动了汽车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今年1月20日说，工业增加值对于2003年中国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9.1%，在9.1%的GDP增速中，工业就占了6.5个百分点。姚景源指出，在39个工业大项中，中国的制造、冶金、机械、器材、化工等重型工业的比重达到了50%以上。

　　工业的坚挺出人意料。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一直对第三产业寄予最大期望，但2000年以来，工业忽然发力，持续保持两位数的增幅，成为GDP增长的第一推动力。

　　由于汽车、房地产等行业具有产业链长的特点，对相关产业带动作用很强，尤其是对钢铁、机械、化工等重化工业产生了较大需求，成为近年来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只有经过重化工业的阶段，才能真正成为工业强国并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一阵营。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第一次工业化没有完成重化工业化的使命。

　　其原因一方面在于，随后的工业化正常发展秩序被“大跃进”和“文革”等因素打乱了;另一方面,中国是在与国际竞争和世界技术进步隔绝的环境下推行优先发展重化工业政策的，因此大多数国有重化工业企业不具备国际竞争力。

　　恰逢其时，经历了20多年发展的民营企业只是完成了资本积累，急需进入新的产业完成二次创业。

　　由于政策的限制，工业领域长期由国企盘踞，与民营企业经历过的竞争激烈的产业相比，具有高回报、低风险的特点。在产业壁垒逐渐打破、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大势所趋的背景下，民企的资本出路与中国的“重化工业化”适时对接，迸发出惊人的能量。

　　“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未来全世界1/3的钢铁要在中国制造，1/3的汽车会在中国制造，1/3的纸会在中国制造。”这是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的判断。

　　虽然已经习惯了玩具、运动鞋、打火机等轻工产品“中国制造”风行国际市场的事实，对于像钢铁、汽车这样的重化工业产品能够大量输出到全球，多数中国人可能还缺少足够的信心。

　　这正是民营企业家们目光超越之处。他们在进军重化工业时，有着非常自觉的全球视野。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说法流行一时。但也有一个广受质疑的事实，那就是“中国制造”以低端产品见长，缺乏足够的技术含量。要想真正成为“世界工厂”，产业升级不容回避。

　　在这方面，跨国巨头走在了中国企业前面。2003年5月在广州挂牌成立的本田汽车(中国)有限公司，起步规模为年产5万辆，100%出口欧洲及亚洲。

　　“中国制造”的产业升级，与其指望国有(控股)企业实现，不如将更多希望倾注在民营企业身上。汽车业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通过中外合资“以市场换技术”叫喊了10多年，换来的是2003年10月日产总裁卡洛斯·戈恩的一句“合资企业的中方合作伙伴对实际经营和管理的贡献几乎为零”。

　　科技部委托北京大学政府与企业研究所进行调研，作出了《发展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汽车工业的政策选择》的项目报告，得出结论：转向以自主开发为主是使中国汽车工业走上健康发展之路的惟一路径。只有更多的民营企业获得平等身份，投身自主研发，才能创造中国汽车产业的希望。

　　进入国家垄断领域

　　民营企业家能够成功地创造出这次造车运动，也是得益于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调整等因素。

　　这些因素包括:政府放松行业准入管制并转变职能;国有资本退出大多数产业领域，民企通过购买国有资产而获得行业准入的机会大大增加；地方政府在土地、银行贷款等方面的支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李佐军认为，民企投资重化工业的体制性基础已经形成，这和前些年在轻工业领域发生的国企与民企此消彼长的情况是一致的。

　　重化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工业，是一种规模经济，资本整合、产业整合是产业发展的必经之道。而国有老重工企业由于企业家精神的缺失，以及体制束缚、包袱沉重等诸多原因，很难承担起这一重任。

　　让人瞩目的是，民营企业家在重化工业领域里进行的产业整合甚至快过当初在轻工、电子行业的国际化步伐，志在全球的雄心已初显端倪。而对目前存在不同程度国家垄断的电力、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行业，亦有大量民营资本在一侧虎视眈眈，伺机而动。

　　可以预期，中国经济大规模的资本整合、产业整合已开始由民企主导，民企造车运动与民企大炼钢铁等都是这一巨变的序曲。

　　影响不仅限于经济领域

　　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人里面，为数不少是受益于下列机会:价格双轨制，股市发展，房地产热。不难发现，这都是“非生产性”赢利活动，不带来财富的增加──中国股市基本上没有实现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由此可以理解，公众的仇富心态并非毫无来由。

　　现在民营企业家大规模进入重化工业生产，将积累的财富转化为实业投资，这一过程完全不同于前几次暴富过程，兴办实业的富豪，其创业活动创造了社会财富，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对地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贡献。这对改善富豪的公众形象、对中国社会的稳定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然而，问题还不是那么简单。眼下，民企进军重化工业的势头正面临宏观层面一定程度的抑制，钢铁、汽车都被归于过热行业之列。不过，宏观调控的效果似乎不佳。这一事实包含着多层意义。

　　从乐观的角度理解，市场在“重化工业化”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力量，中国第一批不是官员出身、不被政府任免、只以市场论功过的工业巨头即将应运而生。

　　但是细究宏观调控效果欠佳的具体原因，则可以看到地方政府更多地站在企业一边。无论是圈地，还是贷款，民企造车也好，大炼钢铁也好，都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这可以理解为地方政府看重民企进军重化工业对当地经济、就业等方面的贡献，对市政和服务业的拉动。但是，一旦民企在重化工业领域发展壮大，形成较长的产业链条和较大就业规模，它就可能会对地方政府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可以利用其特殊地位谋取更多利益。

　　这也许不是一些民营企业家投身重化工业的本意。民企“原罪”问题并没有随“私产入宪”而烟消云散，也许他们只是想通过实业投资间接换取安全。但仍有必要提醒他们，记住俄罗斯石油大亨的故事。(记者胡润峰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