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顶乌云渐散，雨洗过的天空颇有几分妖娆之意。反光镜里，莫尼卡抛锚了。还是轮胎的问题。麦克尔的家族，经营着波兰最大的倍耐力轮胎专营店，想不明白他怎么就不给自己找几条像样的胎呢。风云变幻，天之尽头的西伯利亚，正在酝酿一场新的风暴。公路带着我们避开了风暴。头顶的天空，因一道绚丽的彩虹而倍显雍容，轻易就让你折腰于西伯利亚的博大广袤。我们尽力赶上太阳的步伐，向西奔行，直到她半悬在路北一片无尽的向日葵田野上，将半个天空纳于自己橙红色的光辉中。无法不为这个时刻屏息，哪怕心中早已金戈铁马。到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是北京时间22点50。这个城市最近10年才向外国人开放。大地他们的申奥远征，曾在这里受到热烈欢迎。那天拨通他的手机，正赶上“远征军”准备出发，由当地警察开道去市政厅出席欢迎仪式。我就不奢望这么好的待遇了。跟在莫尼卡后面潜行，当他们被警察拦住的时候我若无其事地从旁溜走，足以让人兴奋。

　　又一个擦肩而过的城市，因为波兰伙计计划今晚在阿钦斯克(Acinsk)落脚。昨晚在图伦，麦克尔已给那里的波兰神父打了电话通报我们今晚到达。两天来我听了不少这个神父的故事，他现在的主要工作，是挽救失足青少年，特别是那些吸毒的孩子。二三百年前，大批波兰反叛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些流放者带来了他们的信仰——天主教，并建造了教堂。不少本地人也皈依了天主教，波兰教堂一度形成了很强的势力。苏联解体后，这些父子相传的教堂，重新开始宗教活动，所需的经费，多数来自波兰国内、欧盟和美国。据说俄罗斯政府对波兰教堂的态度相当尴尬。其实这些父子相承的神父，早就不是纯粹意义的天主教神父了，正如这些波兰人早就和当地人相融合。但他们坚持自己的信仰，就像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是波兰人。可以把他们看作西伯利亚的移民，虽然他们对俄罗斯缺乏归属感。165公里后，北京时间8月12日1点半，我们到了小城阿钦斯克。城里的几个路口都有警察严守，好像出了什么事。我们这两辆模样鬼怪的车子，逃不掉被盘查的命运。看到一切手续正常，警察要我们绕道，此路不通。这回可只有迷路的份儿了，深更半夜，连问路的人都没有。找了半个多小时，莫尼卡撤离了城区，重新回到M53上。我跟着他们在路边一间昼夜咖啡店停下。

　　四个伙计凑在一起用波兰话嘀咕了一阵，然后说要继续前进——麦克尔弄丢了神父的电话，现在没法联系他。我对此十分不满，作为小分队的成员，我要求有表决权。伙计们深表歉意，一起盯着我。1∶4没有任何意义，我投了赞成票，但声明以后一定要和我一起商量。想想在蒙古耽误的时间太多了，我也很愿意尽量往前赶。

　　莫尼卡速度有限，赶路就只有日夜兼程这一条了。好在通过今晚这几个小时的经验来看，西伯利亚的夜车并不恐惧。公路上车流量近乎于零，偶尔对面有车来，大家都会主动熄掉大灯；即使是同向行驶的车辆，接近时也都会主动关闭大灯。而且，永远不必担心有人从路边猛地蹿出来影响行车安全——除了传说中的黑手党。下一站是新西伯利亚，650公里。他们认识那里的另一个神父，可以住他的教堂。至少10个小时的旅行，以莫尼卡的速度。西伯利亚的广袤，使我不必担心一夜的旅行会失去透过车窗了解她的机会。靠着马儿送的雀巢浓缩奶和兴力给的单兵食品，我熬过了饥饿又疲惫的一夜。夏夜短暂。我比大地苏醒得更早。在晨霭中，穿过还在沉睡的克麦罗夫(Kemerovo)，城西的公路上，赫然一块周正的路标，莫斯科，还有3300公里！第一次在公路上见到关于莫斯科的信息。

　　3300公里，是哈密到北京的距离，但在俄罗斯，它意味着莫斯科的直线距离已经不远了！新西伯利亚是个巨大的工业城市，典型的苏联模式。大学里曾经学过苏联布局，新西伯利亚是苏联工业在西伯利亚最大的基地。“一个丑陋的城市。”马钦摇着头。是的，和大多数西伯利亚城市一样丑陋。惟一的亮点，是城里的一些户外广告(以香烟广告居多)，发布的形式虽然比较原始，但多富于创意。我们投宿的波兰教堂，离市中心只有几个街区。过去30个小时我一直使用北京时间，抵达时正是北京时间中午1点多，当地时间应该还没到中午。我们还在院子里整理行李的功夫，麦克尔已经换了身干净的衣服，一本正经地去教堂做弥撒——他是个虔诚的教徒。我问坐在台阶上抽烟的尼古拉斯是不是教徒，他点头。“那你为什么不去做弥撒？”“我相信上帝，可你知道，”他吐出一串烟圈儿，“我不相信有人比我距离上帝更近、可以指导我。”听起来似乎颇有道理(虽有大不敬的味道)。我不由得点头，也对这个胖伙伴刮目相看。波兰伙计是第二次在这里落脚，算是宾至如归。他们帮我把行李搬进后面的二层楼里。这儿平时是周围孩子们的课外活动中心，今天星期天，孩子们回家了，我们占用整栋楼房，一个到处贴有孩子们蜡笔绘画的世界。神父来的时候，我们正在一楼的厨房兼大餐厅各自为政做饭吃——一个个筋疲力尽。

　　我有些拘谨，毕竟我是个外国异教徒。但想想老外到了我们的寺庙，通常都能受到很好的招待，同理我只需照顾好自己——而且谢天谢地，这里没有性别歧视。神父是个和善的人，个子不高，听了西蒙的介绍对我点点头，叮嘱几句刚要走，麦克尔和西蒙一边一个拦住他，手里拿着钱。神父坚辞不受，于是尼古拉斯和马钦也加入进去，叽哩呱啦说着波兰话(这些天我已经熟悉的波兰话的语调)，神父推脱不过，才收下。我忙问西蒙该付多少钱——除了各自的汽油钱和特别支出外，我们所有费用都采取AA制。但他摆手说不用，那钱是他们四人捐给教堂的。

　　北京时间的星期天晚上，是我给《北京青年报》发稿的最后期限。三天前贝加尔湖边给自己放了一天的假，只得现在补齐。伙伴们在楼上蒙头大睡，我则靠不停地在太阳穴上涂抹清凉油保持最低限度的清醒，向读者们控诉蒙俄边境通关的种种烦恼——不过现在看来，那倒是个不错的故事，而且100%真实。尼古拉斯自告奋勇带我去上网，顺便我们还要买些面包、肉蛋、蔬菜和啤酒回来。新西伯利亚街上的网吧不多，莫尼卡带着我们找了几条大街才发现一间写有INTERNET WINDOWS字样的门脸儿，推门进去，果然是个有六七台电脑的小网吧，网费80卢布1小时。

　　网吧没有专线，还靠拨号上网。很遗憾，他们不同意让我用笔记本拨号，只能把要发的文件存到软盘里，作为YAHOO邮件的附件发给报社和朋友。信也收到了几十封，可凡是中文的一概乱码，真郁闷。我在进行收发作业的同时，尼古拉斯也在边上给朋友写信，就在他点击CLICK的时候，从网上掉下来了。这一气可非同小可，交了钱出来，他把气全撒在莫尼卡身上，开着车左突右撞，吓得我惊声尖叫。“别怕！”他狠狠地说，“就凭我能在伦敦的交通中幸存，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哪个城市能难倒我，别提是新西伯利亚！”闻听此言，我立刻对伦敦的交通产生由衷的敬畏。“哼！真可气，好不容易给我女朋友写了信，刚要发就被踢下来！我还得付钱！”他继续唠叨刚才的事情。嗯？！听到尼古拉斯说女朋友“him”，我断定自己的猜测是对的：他是同性恋。多年以前，一位正直、善良的好朋友告诉我他是同性恋时，我吃惊不小。正是那位朋友使我像对待常人一样对待有不同性取向的人。

　　尼古拉斯是个可爱的胖家伙，用他自己的话讲，“长着一张无辜的娃娃脸”，很容易使人与他亲近。这些天，我没少在他的大肚子上捶打。不过，他行事中偶尔流露出的女气，暗示了同性恋倾向。所以我一点儿也不奇怪。后来我发现自己大错特错。有次尼古拉斯不知从哪儿捡到了我的俄语短语书，捧着边念边笑，特别念道“你是同性恋吗？”的时候，笑得最厉害。我给弄糊涂了，同性恋多半不会是这种态度念，便悄悄问马钦。他听了愕然，说他也不知道，不过他确实见过尼古拉斯的女朋友，是真正的女朋友、一个很好的姑娘。我有点儿后悔自己的莽撞，便把“女朋友-him”的事情讲了一遍。马钦点头，觉得尼古拉斯说得出这种英语，他建议我跟尼古拉斯本人说说，这可以促使他学好英语也说好英语。晚饭后，马钦隆重推出了他的宝贝：基本干燥了的大麻草，装在一个自带的不锈钢托盘里，边上还放了点燃的ZIPPOL打火机。他的同伴们立刻围过去，纷纷做陶醉状，叫人忍俊不禁。马钦喜滋滋地刚要开始卷烟，神父就来拜访了。这下他们可慌了神，赶紧把大麻藏好。我猜马钦一定不是教徒，当尼古拉斯兄弟和麦克尔正襟坐在神父边上频频点头时，他则躲在房间的另一头，给我翻译那边的议题：如何挽救吸毒青少年。虽然大麻草不算毒品，可神父要是知道自己教堂里藏着这些东西，不知该做何感想。波兰伙计们一定内疚不已。神父走后，他们没再继续刚才的游戏。大家约定明早最早醒来的人负责叫起。欧洲不到2000公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