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十天的短暂施行之后，京、津、杭、深4地个性化车牌在8月22日被公安部紧急叫停，理由是“技术原因”。至于何时恢复，管理部门的答复是：等待通知。

　　真正的原因当然不是如此———至少，不止如此。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关部门的正式解释，而据媒体报道，在采访中，从公安部到当地的交管局，没有人对此作出明确回答，北京市交管局宣传处甚至交待媒体“不要炒作”。

　　由于看不到管理部门的正式解释，公众对于叫停的原因只能处于猜测中。而在有关的几种猜测中，最有可能导致叫停的原因是两点：一是车牌过于个性化，比如“SEX·001”、“USA·911”甚至“TMD·168”等；二是对专有名词的侵权嫌疑，比如BTV、IBM、FBI、BMW等也被人申请成功。

　　事实上，按照我的理解，别说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上述任何一个原因都足以成为叫停的理由。因为，前者涉及社会道德，在中国，这是个历来敏感的问题；后者事关产权保护，在加入WTO之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在缺少相关法律条文或者法律界限比较模糊的情况下，要想避免可能带来的种种不良后果，在管理部门看来，最有效的当然就是中止这种游戏。

　　如果上述猜测成立的话，我们只能遗憾地说，在个性化车牌“其兴也疾，其亡也匆”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相关部门在管理上的随意性，看到了政策机制的不成熟。而这种随意性，这种不成熟，如果相关部门能够事前考虑周全一些，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以个性化车牌政策的推出为例，在整个酝酿过程中，我们没有看到媒体报道过政策制定者为此召开过听证会，或者为此准备了相关法律文书。而按照国外的成熟惯例，一项事关社会多方的公共政策的推出，一般都会征求社会意见，并且准备相关的法律文书。这种做法至少有两个明显的好处：一是让政策在出台之前尽量周全可行；二是体现民主———既是公共政策，事关众人，当然应该共同商量。

　　据我的了解，虽然在美国等国车牌也是个性化，但是管理部门制定了若干个禁选号码，车主的选择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由此可以避免不良的后果。而北京等4地试行的个性化车牌政策，按公安部规定，不预留任何号码。从杜绝腐败、防止寻租行为的产生这个角度来说，管理部门当然决心可嘉，但是解决任何问题的方法显然不应当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不仅如此

　　叫停之前，并没有任何征兆，车管部门甚至还在叫停几天前通过媒体向人们保证，数分钟之内就可以制作一个车牌，车主们大可不必扎堆儿办照。而叫停之后，相关部门也没有随之给出正式的解释，一纸公告“系统故障”，任凭广大群众云山雾罩。而作为政策的相关者，群众本来是有知情权的。更何况，承诺无法兑现也会影响政府部门的诚信形象。

　　一项政策的推出应当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其酝酿、实施、废止都应当有一个科学论证的前提，否则，其可行性在理论上就会遭受怀疑，在实践中很可能遭受否定。

　　对加入WTO后的政府部门来讲，迎接“最大的挑战”恐怕并不是一句简单的空话，而是像车牌之变所昭示的：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就目前的事实而言，政府部门在这方面显然是有差距的。(李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