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召开了一次的研讨会,提出了关于WTO背景下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的研究报告。会上,就汽车工业发展的一些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如目录管理、产品审批、民营企业准入等。这场争论实际上早就在媒体上展开了。
汽车工业是计划经济控制最严的产业之一(仅次于军工),而在“入世”的背景下,汽车工业又是最迫切需要市场化的产业。因此这场争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其结论将决定中国汽
车工业的命运。
中国汽车工业究竟缺乏竞争还是竞争过度中国汽车市场的竞争到底是不足还是过度?持两种观点的都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文魁博士认为,中国汽车工业存在的差别化产品结构造成了市场进入的行政壁垒,而这种结构无法通过市场竞争来改变。
车型厂家数量前四厂集中度重型货车21 96.6%(其中一汽和东风两家为88.9%)中型货车14 99.2%(其中一汽和东风两家为96.4%)轻型货车58 49.9%(集中度较低)微型货车15 90.2%大型客车21 62.6%中型客车22 82.0%轻型客车68 49.9%(集中度较低)微型客车10 89.9%
轿车车型集中度高档公务车(包括奥迪、别克、雅阁) 3厂100%一般公务车(桑塔纳2000、红旗) 2厂100%普通轿车(普通桑塔纳、捷达、富康) 3厂100%经济型轿车(夏利、奥拓、云雀、吉利等)4厂96.7%
张博士认为,“中国汽车产业大部分产品是寡头市场,我们基本上可以将中国汽车产业组织概括为建立在行政限制基础上的寡头型结构。”“市场行为的总体特征是弱竞争性”。因此他建议放开行政限制,推动重组。
寡头型的产品结构实质上不是竞争的结构,而是政府安排的结构,其动机之一就是避免竞争,如果放开限制,产业结构会真的重组。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虽然是计划经济下,中国汽车产业也没有避免竞争,经历了竞争的不同阶段。在产品紧缺、供不应求的时代,竞争表现为数量扩张的竞赛,关键是谁能从政府手里获得资源;在供需平衡或供大于求的时代,进入初级价格竞争的阶段;以下依次是质量竞争阶段、品牌竞争阶段。进口汽车、部分合资企业实际上是采取品牌竞争的战略,一些合资企业力图采用质量竞争阶段的策略,但是架不住有的企业还是乐意采用原始的价格竞争手段,于是中国汽车市场的竞争就呈现纷繁复杂的格局。中国汽车市场上有三个脚色:厂家、用户、政府。厂家有御林军、地方军、绿林好汉,他们在政府面前的待遇是不一样的。政府是偏心眼的政府,偏袒的是厂家而不是消费者,因此消费者在市场尚处于劣势,基本没有什么发言权,也没有选择权。政府本应扮演裁判的脚色,由于偏心眼,有时对国家队犯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干脆直接帮助国家队进球。这样的市场形势混乱,因此看起来激烈;倾向分明,因此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不用争就能出冠军。
有竞争力的企业只能通过竞争来产生,即使这样,优胜企业也不是永远不败
有的人直截了当地提出:我希望不通过竞争过程,直接要竞争的结果,因为竞争带来的是资源的巨大浪费。
不经过竞争是可以有结果的,但是决不是竞争的结果。正像体育竞赛,冠军只能在比赛过后产生,而不可能未经比赛就产生了。未经比赛就产生的“冠军”是什么东西呢?
通过竞争不仅能发现优势企业(选拔冠军),而且可以培养企业竞争力,企业竞争力的培养只有通过竞争,没有别的途径。
经济学认为,竞争可以产生如下的作用:
1.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
2.生产的有效,把生产和消费结合起来,用最优的可能性进行生产,最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3.交换的有效,所有产品都以有效的方式进行分配。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中,把竞争视为资本之一的东西,是恶的东西,把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关系定义为“友好竞赛”,和气生财。至今一些人还把竞争分为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两种,80年代初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中是这样说的:“社会主义竞争是特种竞争,与资本主义竞争有本质的区别:⑴竞争的目的不同。资本家之间进行竞争是为了争夺市场上的有利地位,求得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社会主义企业之间开展竞争,虽然也同企业本身的利益游牧且联系,但是主要是为了促进企业自动地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果,更好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⑵竞争的性质不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是弱肉强食和你死我活的竞争,是大资本对小资本的扼杀和排挤,这种竞争不断加强对劳动者的剥削。参与社会主义竞争的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它们之间的经济利益根本上是一致的,通过竞争能够促使落后赶先进,达到共同提高,共同进步。因而社会主义竞争可以说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主义竞赛,它体现了生产者之间的社会主义互助合作关系。⑶竞争的形式不同。资本主义竞争是盲目地自发地进行的,竞争加深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社会主义竞争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进行的,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更好地实行计划管理的一种工具。⑷竞争的范围不同。资本主义竞争贯穿于社会经济的所有领域和经济活动的全部过程。在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竞争则是有限制的。如企业的生产必须服从计划的指导,有关国计民生产品的生产必须服从国家统一计划。竞争主要在部门内部进行,一般说来,非经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企业不能在各个部门之间任意转移资金。”“社会主义竞争会给经济生活带来一定的自发性,这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有矛盾的,运用不当,也可能冲击计划,产生消极作用。因此,社会主义竞争是有条件的,不能自由放任,国家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因此,目前一些人认为要限制竞争,关键还是竞争会冲击“计划”。现在的问题是,当中国的经济逐渐和国际融为一体以后,如何把在中国发生的竞争区分为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呢?竞争决不是完美的东西,但是世界上有完美的东西吗?
错误的价格信号导致错误的行为,这是产业结构混乱的根本原因
人们常常把汽车产业结构的混乱归结为企业或地方的盲目性,其实是错怪了。在国家提供严密的高关税、小配额保护、对国有企业提供种种特殊关照,结果造成国内汽车价格远远高于国外,这种畸高的价格发出了错误的信号,刺激地方和企业踊跃向汽车工业投资,现在这种价格还是没有能调整过来,并且政府许诺在入世之后还要继续保护国有汽车企业,因此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就越来越艰难。比如目前轿车生产能力的过剩同轿车价格过高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价格不合理,过剩也就不是正常的。一些人认为,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证明,可以采用行政限制的办法调整产业结构,跳过自由竞争的过程。但是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单纯行政手段是无法奏效的,特别是采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手段,在今天就更难收效。中国同韩国、日本有着不同的国情,因此两国的经验不能照搬。有的人指出,韩国政府当初选择的汽车三大,恰恰是经过长期竞争以后已经形成的大财阀。
阻碍产业结构调整的一大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尽管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提高国有企业对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但是实际上国有企业对市场经济表型出越来越不能适应。目前,国有企业在整车生产企业数量中占有绝对优势,达到48.31%,内资企业比重占到79.66%,外商合资企业(不含港澳台,下同)只占企业总数的16.10%;从资产构成看,国有企业资产比重占到53.15%,外商合资企业占25.42%;从产值构成看,国有企业占54.18%,外资企业占37.97%;从利润总额、所得税、增值税这三项指标所占比重看,国有企业分别为10.20%、24.26%、33.14,而外资企业分别占82.55%、54.15%、49.92%。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是不容回避的。在经济界有一种看法,认为委托-代理制之所以在西方被认为是一种最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是因为企业的所有权者最终可以追溯到自然人,他们高度关心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受到商法和民法的保护,可以利用各种有效的法律形式,有效监督自己的财产不受经营者的侵犯。在中国,国有资产的拥有者是国家,而非自然人,其实际代表只能是各级政府官员,而政府官员的利益与企业经营状况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但是在资产的重组问题上,政府却发挥着几乎是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关键之一是要解决所有者缺位问题。阻碍产业结构调整的另一个问题是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党的“十五大”提出,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原则是以市场为导向,在国家宏观调控和政策的引导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竞争性行业应主要由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产业也要引入竞争机制。现在汽车行业已经积累了庞大的存量资产,但是死水一潭,没有盘活,这就是为什么一方面生产能力大量过剩,另一方面却有许多新的投资向汽车行业挤。只有盘活存量,才能真正搞好汽车工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汽车工业“十五”规划指出:“要建立市场退出机制,通过市场竞争淘汰技术落后、耗能高、污染环境的产品与技术,加速劣势企业的淘汰推出,引导部分具有自身特点、互补性强的整车企业加入大集团。对资不抵债,长期亏损的企业应加大依法破产的力度。对原目录内产品进行清理,对多年不生产汽车产品的企业,建立推出通道,依靠竞争机制退出市场。”这一点是正确的,关键是如何实行。许多国有企业长年亏损,有的负债率高达300%,仍是“岿然不动”,其障碍之一是政府担忧企业破产带来的社会动荡。
政府应该管什么
任何经济制度都要回答四个最基本的问题:生产什么及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为谁生产及如何分配?由谁决策?在纯粹指令性计划经济体系中,这四个问题都是由政府来回答:政府决定生产什么及生产多少,政府决定如何生产,政府决定产品的分配,政府来作出所有的决策。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上述四个问题是由厂家和消费者分散作出的。在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中,每个消费者独立地作出是其效用最大化的决策,每个企业独立地作出使其利润最大化的决策,这些分散化的决策在价格机制下得到协调。在价格机制引导下,企业从利润最大化目标出发,以尽可能低的成本生产消费者所需要的产品和劳务;个人作为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从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出发,把生产要素提供给最需要这种要素的企业。市场经济就是通过这样的分散化决策,解决了四个问题。习惯了计划经济运作的人,本能地担心:政府花了那么大的心血安排生产,难度是如此之高,如果政府不管了,市场岂不要陷入混乱之中?长期以来,厂家找政府要项目、要生产指标、要钢材、要煤炭、要工人、要贷款、要工资……急需汽车的人找关系走门子批条子,政府整天忙着批项目、编目录、排计划、分产品……现在不需要政府管了,天下岂不大乱?这个问题其实也疑惑了经济学家一千多年,到了亚当•斯密透过迷雾看到了一只”看不见的手”,这才发现了市场机制的秘密。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市场的威力在于通过价格机制和人们对自身利益的最求,不得不遵守它的规矩。价格的作用首先是传递生产和消费的信息,而且是效率最高的信息,由国家制定的价格就没有这一作用;价格可以提供激励,刺激人们作出反应,在计划经济下价格同样具有刺激作用,但是由于价格不能正确反映供需,刺激出的行为也就混乱;价格可以分配收入,拥有资源多的人收入就多,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谁拥有权力多收入就多。
正如机械部老部长邵奇惠所指出的:能过通过市场解决的问题都要通过市场来解决,只有市场失灵和出现外部效果时,政府才应该发挥作用。谁想投资,投多少,是投资者的事;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卖多少钱,是生产者的事;卖什么车,花多少钱,是消费者的事,这些政府都不应干涉。政府管汽车,应该管的不是汽车本身,而是汽车与社会有关的部分,如环保、安全、节能、防盗等。
投资限制是资本之间失去了平等竞争的权利,项目审批使企业失去了基本的活力。企业最首要最基本的问题是生产什么,处理好这个问题是企业的基本能力和责任,如果连这一点都处理不好,企业还谈什么竞争力?如果失去了基本的权利和活力,企业也就无地自容。
在任何经济体制下,放任竞争都不会形成经济的良好秩序,因而适当的政府干预总是必要的。政府的作用是“帮助市场更高效地运转”,但是“政府政策的意图是促进而不是替代市场的基本力量”,政府干预并不是要替代市场调节,而是促成市场机制的实现。国内汽车工业一直受到国家保护,保护固然必要,但是必须看到保护的负面效应,就是效率低、质量差、竞争力弱。吉利斯等著的《发展经济学》指出“为了证明保护和补贴是合理的,某种幼稚工业最终必须能够在国内市场上与进口货竞争,若进一步发展,还能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一些永远长不大且需无限期保护的新兴工业,其工业前景是暗淡的。”“保护政策最为常见的结果,就是增长缓慢或阻碍经济增长。”“在保护政策下产生的一系列刺激,与其说鼓励经济竞争,倒不如说是激发政治的狡诈和寻租活动。保护功能以及可获得低成本的投入品,使得进口替代品的生产商有利可图。加入国内厂商的竞争地位因为较高的国内成本、进口商品较低的价格、或者质量较高的外国商品而受到削弱,被保护场上的本能反应,就是县政府寻求更强硬的保护。在没有政府保护的情况下,企业家本应降低成本,提高质量,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中国,除了中央政府的保护,还有地方和部门的保护。
民营企业是中国汽车工业未来发展的真正希望
汽车工业至今被视为国有经济的“禁脔”,90年代初,一位汽车工业的老领导曾经呼吁,在汽车工业对外开放的同时,应该也对内开放,发挥多个积极性。“汽车工业十五规划”指出:“‘十五’期间,汽车工业投资应实现多渠道筹措和集中投入,资金来源主要靠从市场直接融资,包括证券市场融资、外商投资、民间资本等。”“在汽车行业新的管理政策出台前,仍坚持中外合资整车项目外方股比不得超过50%的规定”。目前,证券市场上国有股减持正在逐步进行,国有企业在证券市场融资将受到一定限制,因此目前最有希望的就是吸收民营资金投入汽车工业。血浓于水,这终究是中国人自己的钱啊。国内经济学家茅于轼的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改革20多年,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民营经济的增长,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指标之一就是私营经济的发展。从1997年到1999年,我国国有和集体单位有4600万人下岗,外资企业没有大的变化,而民营企业吸纳了新增就业2200万人。在最近的几年即可以预见的将来,由于国企进一步改革,就业人数还会进一步减少,而能够吸纳就业的就只有民营企业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政府不得不改的过程,不是政府走在前面,而是国有企业越来越差,财政压力太大受不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运行机制不同导致效率不同,民营企业是最明显的市场化机制,股份制企业有很市场化的,也有很计划化的,集体所有制的机制实际是二国有。
茅于轼认为,私营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是国企的软约束,法律上的软约束,一个国营企业官司打输了,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而对民营企业就没有什么客气好讲。另一方面是资金上的软约束,政府债转股,免掉了国企几百亿的利息,国内股票市场95%都是国企,国企在国外股市还拿到1500亿元,这些资金既不付息也不还本,这就是私营企业面对一个不怕赔本的对手,你打价格战,永远也打不倒国企。
贾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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