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金雪 北京报道
“尊敬的客户：感谢您关注一汽-大众汽车，传闻8号零点成都可能限牌，防限牌、先占号，时间紧，请别错失良机。”4月4日，成都地区汽车经销商长征汽贸通过群发短信将成都或将限购的消息发到了1738位成都市民的手中。
再仔细看看，“传闻”、“可能”，长征汽贸的用词着实谨慎。但尽管如此，利用消费者对限购的恐慌心理，经销商的意图不言自明。当晚10点35分，成都市公安局在新浪的官方微博“平安成都”公开辟谣。
不过，这仅仅是限购措施带来的“并发症”之一。从上海、广州、北京到杭州，汽车限购城市接踵而至。与此同时，由限购引发的多重连锁反应也已开始发作。
恐慌来袭
3月25日杭州限牌政策落地的10天后，成都限购传闻又起。
4月4日，位于成都市的四川长征汽贸集团下属分公司的群发短信，将成都限购车牌的传闻推至高峰。“女士，短信里说得很清楚，成都限牌是传闻，我们只是想提醒想购车的消费者不要错过机会。”4月4日，按照短信中所述的联系方式拨过去，长征汽贸工作人员“善意”提醒道。
不过，尽管如此，“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地扎堆儿购车或提前购车计划的人们一定不在少数。这样的群体存在也实属常理。2013年年中，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扬预测，天津、深圳、杭州、成都、石家庄、重庆、青岛和武汉等城市有可能会实施汽车限购政策。随着预测名单中天津、杭州两地限牌政策相继实施，上述名单中的其他城市难以避免地陷入限购恐慌之中，次序居前的成都、深圳尤甚。
4月4日当晚，成都市公安局在新浪官方微博“平安成都”公开辟谣，着重强调了市公安、工商部门正对此谣言展开调查。而在长征汽贸群发短信中的“传闻”、“可能”的谨慎用词，也并没有使其如愿“避”于严惩。
4月5日早7点，“平安成都”立即通报调查结果：“该不实消息主要来源于四川长征汽贸集团公司某分公司4S店群发给客户的短信内容，涉案嫌疑人施某某(女，四川长征汽贸集团公司某分公司总经理)已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
“不容质疑，不能再传”——成都相关部门对限购传闻的处理速度和力度，传达出了这样的意图。但或也只有这样，才能令公众的恐慌和焦虑稍作平息。
热潮过后
为避免汽车销量“政策性”增长，此前包括北京、广州、天津和杭州在内的多个实施限购的城市在颁布政策前，均绕开市民听证环节，并且在市民没有心理准备之时突然宣布。不过，临近政策发布，经销商、媒体、汽车企业等一些知情人士流露出的“限购预告”，往往在限购政策实施前上演通宵抢购。
刚刚实施限购的杭州亦是如此。3月25日杭州市政府发布汽车限购政策之时，杭州已在可能实施限购的传闻中持续了近一周的抢购热潮，而自3月25日晚7点政策正式落地起，抢购热潮达到最高峰。“25日当天，店内客流量达到以往的300%，(华东)大区管理层亲自到店内坐镇。”3月26日，位于杭州市的一家自主品牌经销商告诉本报记者。而在另一家位于城北交易市场的合资品牌经销商店内，25日政策发布后两小时内，店内300辆库存车辆被抢购一空。
难以想象但却也在情理之中，杭州车市“一夜繁荣”过后，客流量急转而下。限购第二天起，杭州地区汽车经销商几乎人去楼空。“除了偶尔有来咨询提车以及进行售后保养的车主，很少有光顾的顾客。”4月8日，位于杭州拱墅区的一家自主品牌经销商对本报记者说。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合资品牌经销商。杭州滨江区一家日系品牌经销商销售人员告诉本报记者，“新政第一天(26日)，全店都在处理前一晚的数据录入等后期事项，后来几天有一些消费者来店里咨询购车摇号的具体流程。几乎没什么成交量，都在观望。”
这样的情况也确实难免，杭州市自2014年3月26日零时起至2014年4月25日24时止，全市暂停办理小客车的注册、转移及转入本市的变更登记。而至少在限牌政策流程正式开启之前的这段空当期，杭州市4S店客流稀少的状态还将继续。
衍生效应
相关资料显示，杭州地区有品牌4S店约400家，而杭州限购政策实施后，杭州每年增量指标摇号方式和竞价方式总量仅为8万个。这也就意味着，杭州地区400家4S店每家平均年销量仅为200辆，月销量约16辆。“年销200辆的销量数字，差不多也就是一个销售顾问一年的业绩。”一位在北京从事6年一汽马自达汽车销售的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
而在北京，进入2014年，汽车购车指标也在原有比例上大幅缩紧。去年11月，《北京市2013-2017年机动车排放污染控制工作方案》显示，自2014年起，购车指标将由每年24万辆调整为15万辆，缩水近四成。而在这其中，新能源车的配比逐年递增，到2017年非新能源车的配比量仅为9万辆。
政策重压之下，汽车经销商生存状况急转直下。北亚车市副总经理颜景辉告诉记者，“北京限购以来，已有力帆、众泰两家经销商在亚市关门。”
喘不过气来的汽车经销商也开始寻找新的生存路径——暗租车牌，以提振北京地区市场销量。“其实几乎所有的(经销商)都会这样做，有一些是集团的剩余指标，有些是帮忙联系中介人或者中介机构，找一些有指标但不打算购车的指标资源，有些甚至是原本来看车的车主，最后没有购车把指标放在4S店代租。”一家位于朝阳区的日系车经销商对本报记者透露。
“租牌现象确实存在。”北亚车市相关负责人表示，“从亚市来看，从2013年上半年起，4S店自己通过渠道出租号牌的行为已经开始逐渐转变成同融资租赁公司合作，这样既可以增加销量，也可以规避很多市场风险。”
除此之外，迫于生存压力的汽车经销商也开始主动让利，挖掘北京市场以外的潜在购买群体。以2013款马自达6自动时尚版为例，北京地区经销商所报底价几乎为全国最低，与沈阳、大连等城市相比至少低3000-8000元。“在亚市中，没有区域限制(可售全国)的汽车经销商，外地购车量平均占比达到40%-50%。”在颜景辉看来，随着北京汽车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这一比重还可能进一步扩大。
也因如此，多数汽车品牌开始进一步渠道下探。东风雪铁龙的网点在地级市场覆盖率达到83%，县级市场覆盖率达到85%。“新建网络着重开发四五线城市，甚至是六线城市。”东风雪铁龙品牌部负责人王涛说。海马汽车销售公司总经理李伟胜也同样表示，为减少一线城市汽车限购对其产生的冲击，海马已经逐年加大在三四线城市的布局。
汽车限购所带来的连锁反应正在一环扣一环地进行，下一步又会发生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