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寒
朱月怡从新闻中得知“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实行公车社会化提供”的时候，兴奋地和同事们一起设想未来图景。这对于她所在的公司来说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我们认为确实是个机遇”，朱月怡说。作为易到用车的联合创始人，她正在策划一些针对性的产品设计来迎接公车改革带来的机遇。
易到用车是一个约租车服务平台，作为社会用车市场化的倡导者，一直在关注公车改革的进程，并且尝试与政府机关合作，为其提供约租车服务，但在过去三年里，始终没能进入这一市场。
根据财政部数据，2013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79.69亿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43.99亿元，占比37.58%。
至少四十亿的市场对于一家租车公司来说无疑是一块巨大的蛋糕，但这在过去却是一片只能感慨无法触及的领域。
不过，10月29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下称《条例》)为租车行业带来了一个令人兴奋的信号。其中写到，“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保留必要的执法执勤、机要通信、应急和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及按规定配备的其他车辆。普通公务出行由公务人员自主选择，实行社会化提供。”
朱月怡一直在关注公车改革的进程，为了争取公务用车市场，正在尝试与企业所在的科技园合作，为其提供约租车服务。
不过，与政府机关的合作尝试并不顺畅，朱月怡带着团队一边分析原因，一边改进设计，正在根据公务用车的需求做一些创新性调整。“跟机关这类打交道的周期会相对长一些，互联网模式对于他们来说接受起来可能还是有点慢”，尽管如此，在她看来这只是时间问题，“我们肯定会积极参与到这个事情里面来”。
一般公务用车是指用于办理公务、机要通信、处置突发事件等公务活动的机动车辆。多年来，公务用车存在购置超标、公车私用等违规情况，在2011年至2012年的公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中，全国党政机关共清理出违规公务用车19.96万辆。2012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开支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40.67亿元，占“三公经费”总支出(74.25亿)约55%。
一旦推行公务用车社会化，打破原有公务出行模式，租车领域将会迎来更多机会。
与信心满满准备迎接挑战的易到用车相比，一嗨租车副总裁蔡礼洪显得有些顾虑。尽管在去年一嗨租车已经成为北京市政府认证的中标企业，但回头来看过去一年的业务量，这种认证并没能带来更多意义。成为市政府的中标企业意味着一嗨租车所提供的租车服务得到认可，需要租车的政府机关应该从中标企业中选择。这一原本在同行竞争中的优势身份却让蔡礼洪叹了口气，“认证归认证，具体有没有量那就是后面的事情了，这也是要看它(政策)落地的。”
为了吸引更多的政府客户，蔡礼洪注意到国家对清洁能源有支持政策，推出了电动车，目前已经和上海市嘉定区政府签订长租协议，这些停在区政府楼下的电动车为公务人员出行提供便利。
尽管在蔡礼洪看来，“以公务为目的的租车费用肯定比自有公车的总费用低很多”。但类似的合作机会并不多，由市场提供的公务出行方式将会记录下公务人员的身份以及行迹，这种公开透明的方式也许还需要一段适应期。
“政府订单的比例还是很小的”。在北京，得到认证的一嗨租车还是很少能接到政府订单，南方政府市场的开拓更为顺利，“南方走得更前面，比如深圳、广州，他们的政府相关部门已经有用我们的服务了”，蔡礼洪说。
虽然与易到用车的约租车模式在计费方式等方面有所不同，但租车行业都已经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满足客户随叫随到以及是否代驾的需求。租车公司已经尝到公务用车市场的些许甜头，而这只是高墙内抛出的一根橄榄枝，真正的大门并未敞开。神州租车副总裁臧中堂也一直在关注公车改革中出现的市场机会，尽管对于这家国内最大的租车公司来说，政府订单“应该不到5%”，但臧中堂愿意相信“这个市场未来肯定是非常大的”。“需要用车，一个电话就来了，这都不是问题，问题是现有车辆和司机该如何安排”，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学部副主任马庆钰说。《条例》中提到，取消的一般公务用车，采取公开招标、拍卖等方式公开处置。对于人员安排问题并未提及。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府研究所所长于安认为，这份决定是从作风建设角度来提公车改革的，给出了一个方向，但还需要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来指导操作，比如财务机关怎么管理，公务标准怎么设置等，否则方向性的东西很可能沦为运动式管理。
具体政策的出台由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11月29日相关官员告诉记者，“(这项)工作如何贯彻落实还会进行研究，近期没有准备出政策”。对于政策方向和出台时间表，该官员称，没有更多消息可以透露。
马庆钰认为具体政策的出台还要经过认真调研，“不过半年之内必须出点东西才行”。
无论如何，这份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条例》已经为公务用车市场化定下了基调，将由市场筛选出更优质的出行方式，这场开闸后的洪流更令人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