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购是一种权利让渡 百姓遭限放大公权力
也许“限”仍将是2011年最热门的中文字之一。限行已是常态，北京又开始限制外地人买车；十多个城市宣布继续商品房限购，还有一些城市将在今年加入这一行列；如果通胀延续，不知道还会不会出台其他的限制买卖或者限价措施。
买与卖，是市场的基本交易行为。买什么不买什么，公众应该有自由选择权，如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所说，这是老百姓很基本的权利。为什么这样一项基本权利，如今却限字当头？一个限字，限制了老百姓生活的便利程度，人为打压了各项正常需求。而与被限制的百姓权利对应的，往往是放大了的公权力。如果限是一种不得已的安排，为什么老百姓在这些问题上从来都少有发言和决定的权利？
拉开视线看，一些限制性政策出台，有其历史缘由。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经说，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老百姓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当时物质匮乏，自然不得不限，各种票证，是那一段历史的明证。
30多年过去，这个主要矛盾的内涵发生了极大变化。不用说，当前社会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力已经相当先进。譬如，汽车等多种商品就越来越好，也越来越廉价。但汽车多了，路却不好走了。在类似于道路这样的公共服务产品的提供上，生产力显然还是落后的。于是，民众乘着物质文明的快车大步向前时，公共服务这个驱动轮却频频掉链子、拖后腿。
对于住房政策，似乎也可以做同样的检省。住房商品化，一度将保障性住房挤到了边缘，结果，老百姓倾其所有就是为了获得安身之地，老人为了儿女则不惜拿出一生积蓄。商品房这么涨，当然有炒作的因素，但如果老百姓看不到公共品提供者的身影，迟早都会咬紧牙关奔着商品房去。
政府部门看到了车辆激增导致的城市拥堵，商品房猛涨影响了民生乃至社会稳定，有时候却不太容易看到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不让你买，就成了最直接有效的选择，因此就会重拾限制政策。限行、限买房、限买车，一概按方抓药，一限了之。虽无票证，效果却是一样。
不过历史早已证明，被抑制的需求不会从此消失无踪。一味的抑制需求，却不能通过提高生产力释放需求，迟早都会出问题。当前民众对各种“限”采取了宽容的态度，究其根本，是因为还有一种期待，希望以时间换空间。比如说，城市规划布局改变了，道路交通环境好转了，也许限车就不是问题了。如果保障房进度跟上来了，很多人就不需要排着队去买商品房了。
所以我们必须看到，老百姓暂时放弃自己的基本权利，将其让渡给政府，愿意承受某种限制，是有条件的。这种放弃只是为了政府部门能够有时间提供更好的公平品，这种放弃是与未来的某种获得相对应的。政府官员应该视这种放弃为莫大的责任，因为老百姓以这种方式托付了更大的使命给政府，官员们岂可不察？
也正因为如此，这种让渡一定意味着公开的讨论和某种程序性安排，意味着某种经讨论而形成的契约关系，这是官与民在面对公共利益时经协商与沟通而达成的一致。而在过去一年中可见的案例中，这样的沟通与协商少而又少，甚至没有人在意其程序是否合规，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尤其是，因为打破了公权力与私权力的合理边界，这种让渡一定是临时性和非常态的。这种让渡不是公权力的正当延伸，官方不能以公共利益为由强求老百姓让渡自身权利，也不能以种种理由固化这种让渡。如果这种让渡成为常态，则公权力越界就成为理所应当。而与权力边界的模糊相随的，一定是对政府权力监督和限制的缺位，最终就可能出现对民众权利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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