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后，广州重新陷入大塞车局面，工地与汽车抢道，汽车与行人抢先，条条马路成了停车场，开车成为一场昂贵的折磨。为此，连致力发展汽车业的广州市长张广宁都生出考虑限制机动车上牌的感慨。当然，这样的感慨更多的是无奈而不是一种积极的城市策略。

　 　通过行政或经济门槛，剥夺和限制公民购买汽车，这本身就是很不符合人权的做法。在中国，汽车量增加，是因为汽车价格已经进入平民时代，是民众生活进步的 结果。另一方面，私家车的增加，也是公交网络密度不足、效率太低导致的。楼价太高，不得不住在郊区，交通不便，只能买车，这就是现在工薪阶层的现实。如果 现在的汽车还是奢侈品，那么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塞车的，当然也断没必要像对待奢侈品那样课以重重门槛。

　　交通总量激增，如果仅仅是因为汽车太多，那么解决办法当然可以是停止上牌。但谁都知道，汽车激增只是城市发展的后果，要想救交通，首先检讨的是城市扩张模式，而不应该是汽车。汽车产业无罪、居民购车无罪，症结就在城市运营者的思路。

　 　从市长到百姓都知道，现在广州的越秀天河两区地皮最贵，CBD最热，科教文卫等政府职能机关高度集中，人口密度最大，它们是广州的心脏，也势必会形成交 通的巨大磁场。所有车流人流上班族，每天都从四面八方涌向这个核心，怎么可能不塞车呢？广州的思路是高度集中资源，其他区就只能是卫星城、居住区，没法自 给自足，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源。除非有一天政府愿意放弃无休止的高涨的地价收益，把资源更多惠及周边区域，否则塞车将是广州永恒的症状，这是城市管理者在自 食其果。

　　希望限牌，这无非是有车人群、特权人士担心自己利益受挤压而产生的排他意识，类似于城市居民希望限制农民进城，免票人士希望公园向别人收费一样，既不公平也不可能。因为即使本地不能上牌，也可以到外地上。正如东风路是严管路，但是东风路毕竟不是官路，堵起来官员和市民都没区别， 每个人都有驾车出行的自由。要说机动车数量，广州远没有世界各大城市那么多，但为何老是去想拥堵费、限车牌、提高停车场费用这些所谓经济杠杆呢？为什么就 不认认真真在城市布局和资源分布方面重新检讨，敢于割舍，同时在交通治理、环保门槛上实现更精细化的管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