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笔下的很多贵族，总是津津乐道自己贫穷时的奋斗史，甚至有的贵族从来就没有那段历史，也要虚构一段声泪俱下的创业史，让自己与他人沉浸其中。

　　“福田毕竟不是巴尔扎克笔下的主人公，我们对那段历史没有愿意说与不愿说之分，历史是客观现实，它毕竟是记载了福田的一段创业历程。”北汽福田副书记、新闻发言人赵景光很平静地说。但毫无疑问，那是一段不得不说的历史。

　　福田前身——诸城机动车辆厂实在是个籍籍无名的小企业。车辆厂的前身是一家农具厂，后来做纺织机械，没什么高端技术，靠生产卷扬机、杀鸡的脱毛机、纺织用的并条机等，小打小闹地过日子。

　　1987年，企业改名为诸城机动车辆厂，开始生产“鸣飞”牌农用车，而且“鸣飞”从一开始就是“4条腿”的，当时大多数农用车企业都生产3轮的。可尽管起点略高，第一年下来，产量仅在全国同行排70多位，“鸣飞”没有一鸣飞天。但小企业出身的领导者却深知农村是个大市场，农用车就是几亿农民发家致富奔小康的创业工具。

　　当时很多大公司瞧不起农用车，说它“板车不像板车、拖拉机不像拖拉机”，是攒出来的“四不像”，也没有一家有实力的公司放下身段去生产这些不节能、不减排、一路屁股冒黑烟的“怪物”。诸城机动车辆厂不仅认为这个“丑小鸭”有大作为，而且发誓要做到最好。

　　几年下来，企业年利润过百万，在业内也算站住了脚。但他们考虑的是，怎样做大做强，找靠山，不找出路，企业就得等死。靠哪个大厂？据说，当时他们曾经找湖南大学，靠大学失败了；找一汽，一汽根本不理他们；找二汽，二汽也不拿正眼瞧他们。后来，到了北京，在怀柔冲压厂发现一种叫1022小卡车的车身特别漂亮。

　　“我们就买回去试装了一辆车。”赵景光回忆说，“农用车借鉴汽车的技术，必定要提高它的技术含量。”这个车身的模具是北汽摩花500万美元从日本引进的，因为市场和体制等原因，这套模具处于半闲置状态。

　　1993年，诸城机动车辆厂就开始和北汽摩谈合作，想把汽车与农用车嫁接起来。可采取什么方式合作成了问题的焦点。当时最普通的合作方式是联营，但明眼人很快就看出了联营的毛病：没有资本的联合、流动，谁也管不了谁、谁也制约不了谁，说白了就是“共同做这块业务”。改革深处的“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当时流行一句话“10个联营，9个空，还有一个不成功”。

　　事实上，邢台、保定都和北汽摩搞联营，但后来长大了，就不认了，其根本是，联营时产权问题没有规定好。

　　不走联营的路，还有别的路可走？

　　“在经过慎重论证后，我们从企业前途考虑，不论个人得失，提出自己放弃法人资格，采取资产重组的方式，企业全部资产无偿并入北汽摩。这既是我们同北汽摩合并的诚意，也是我们把企业做大的决心。”事后多年，赵景光回忆道。

　　诸城机动车辆厂自己把自己逼到了“绝境”。当时的厂长、现在的福田总经理王金玉找当时的市委书记陈光汇报“重组”的想法，陈光一听，说了意味深长的几句话：“好，一分不要，白送”，“不求所有，只求所在”。

　　陈光是当时争议很大的人物，一年半时间，诸城全市288家乡镇以上工商企业中的277家完成了改制。这277家中的210家，采用的是“卖光”形式，即把原有的国有或集体资产百分之百卖给职工。人称“陈卖光”。

　　这次争议更大了：“卖光了不过瘾，还要白送”，而且送出去的不是亏损的“坏孩子”，而是每年盈利的“好孩子”。人又称他“陈送光”。当时《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称“自带嫁妆找婆家”。

　　“是资源的匮乏逼着你想办法发展。”赵景光不免感叹，当时国家的重点骨干企业已经够国家费心了，国家不可能考虑像诸城这样的小厂，因此，要发展就必须通过市场的手段来获取资源。“陈光是个有魄力的人！敢为人先，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福田！”赵景光感激地说。

　　企业一评估，净资产567万元。就这样，全厂500多人、加上全部资产并入了北汽摩，诸城机动车辆厂成了北汽集团的全资工厂。1994年1月18日，企业更名为北汽摩诸城车辆厂，“鸣飞”牌改成“北京”牌。

　　当时跨地区、跨行业成立全资公司，在全国还是新鲜事。这567万元“国有资产”就走了一大圈子，它先是从市里划到省里，再划到国家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再划到北京市，最后划到北汽摩。这一大圈子程序走下来，就是证明把小国企送给大国企，不牵扯所有制变更，国有资产没有“像冰棍水一样流掉”。

　　两家相隔千里的国有企业重组，犹如给了杠杆一个支点，一头撬动了国有存量资产，使之在诸城实现了保值增值；另一头撬动了诸城车辆厂的发展后劲，企业规模迅速膨胀。两年间诸城车辆厂上交地方财政542万元，很快就基本收回了原来“送”出去的资产。

　　1996年10月，他们生产的“像汽车的农用车”做到了全国第一。连国家领导人都很惊讶农用车这个低端的产品为什么能火透整个农村市场，“北京”牌等一些品牌的农用车还专门被请进中南海让国家领导人参观。

　　后来，“百家法人造福田”成为一段佳话。他们给企业取了个很喜庆的名字：“福田”。“福”字，家家过年门上都贴有它，人人都认识这个字，“田”是中国农村的根本，“福田”有造福百姓之意，中国佛学中就有“广种福田、造福桑梓”之说。而且，“福田”各取“丰田”、“福特”一个字，表示要学习国际先进的技术与管理。

　　布达拉宫顶层有一匾牌，上书“福田妙果”四个遒劲大字。而“福田”最大的奇妙之处在于当它成为农用车全国老大时，突然来了一个华丽的大转身进入汽车产业，并于5年前成为“中国商用车第一品牌”，这个“妙果”至今尚无出其右者。

　　陈光“送出的”这家小厂，如今已经发展为行业巨人。当年的“丑小鸭”，如今成了“白天鹅”。短短8年时间，北汽福田就达到了一汽用40年、二汽用30年完成100万辆的生产纪录。截至今年8月，福田汽车累计产销已超过330万辆，被誉为“增长最快、成长性最好的”企业。北汽福田现有资产近130亿元，员工近3万人，品牌价值达268.37亿元，在中国汽车行业排名第三，在中国商用车行业排名第一，成为仅次于奔驰的全球第二大商用车制造商。今年，福田汽车将以产销超过60万辆的业绩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上一份厚礼。

　　一位多年跟踪采访陈光的记者笑称，即使陈光当年“卖光”的所有企业都卖赔了，有这一家“送光”的福田汽车，也抵回来了。福田诸城厂区党委书记顾秀海算了一笔账：当初以576万元的净资产无偿并入北汽摩，到2008年上半年，仅福田诸城厂区向诸城市贡献的税收累计超过20亿元，相当于市里用14年时间收回了近350个机动车辆厂。

　　这实在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本报记者 从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