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汽车企业合资合作的浪潮，中国汽车管理部门的职能在经历不断的变化。1982年5月，国家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当时的汽车主管部门——汽车局被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取代，之后中汽公司屡历波折。

　　1990年中汽车公司恢复，更名为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联合会更名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两者并存，胡信民被调至协会担任第一任会长。10月6日，82岁的胡信民在位于北京汽北小区简朴的家里，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21世纪》：您如何看待，合资高潮中，汽车管理部门对于产业发展的管理？

　　胡信民：中国轿车的发展一直是受到限制的，而实际上，这是限制不住的。比如当时的“三大三小”，国家认为就止步于三大三小了，可事实上控制不住，很多家企业都在变着花样做汽车。尤其是1990年代后期又出来一批企业，包括吉利、奇瑞(参数配置)等等。总之，“三大三小”这种管制还是属于计划经济式的管制，现在看来它限制了汽车工业的发展，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

　　《21世纪》：那么当时这种格局是怎样被打破的？

　　胡信民：关键还是在于市场有这个需求，并且这个产业回报率高，所以就有很多企业愿意做轿车。而实际上，一直到现在为止的限制政策绑住了轿车工业的发展，而汽车企业的发展有很多是靠机遇。比如1995年南汽开始做轿车，当时是南京跃进集团与马来西亚的一个金狮集团合资，成立了江苏南亚公司生产英国的英格尔轿车。1999年南汽又与意大利菲亚特合作生产轿车。2001年，沈阳的华晨金杯与意大利设计公司联合开发了中华(参数配置)牌轿车。

　　《21世纪》：当初“三大三小”规定的初衷是什么？

　　胡信民：由于当时根本没有想过轿车进入家庭，所以所谓的“三大三小”就是对规模的限制，上海当时定下来3万辆的规模已经很不简单了，一汽开始做轿车的时候也定下3万辆的规模，北京吉普起步只有7000辆规模，广州标致起步规定2万辆，所以国家定下来所谓三大即这三家大的将来可以将规模做大，而三小将来就一直保持这样的规模了。

　　这是一个滚动发展的过程，不断增加规模，然后扩建汽车厂。只有二汽例外，一开始就有30万辆的规模，即雪铁龙的项目，也没有想过要让轿车进入家庭，而是走出口导向的路，规模大了就要以出口为主。

　　《21世纪》：但是二汽的产品并没有实现出口？

　　胡信民：是的，后来规划就变了，变成长远的规模为30万辆，第一期15万辆，第二期再增加15万辆。而现实是15万也太多，所以第一期做了75000辆，结果摊子铺得很大，投入也最多，花费了100多个亿。建设这个厂投入很多，但是实现这个规模很慢。而这种做法也是源于当时国家的环境，当时没有想到要让轿车进家庭，所以就进行行政控制。

　　《21世纪》：那么当时规划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具体规划了几个项目？

　　胡信民：基本上是以市场需求为核心思想。具体的项目，轿车开始的一个点就是在上海，当时一汽主要是做卡车，轿车主要是在上海，所以后来改造、引进、合资都主要培养上海。一汽当时以卡车为主，所以在做轿车的时候就想把档次拉开，所以做了高档的红旗(参数配置)。二汽也想把规模做大，所以就定下来30万辆的规模用于出口。

　　《21世纪》：在汽车管理职能的变迁中，中汽公司的撤销与成立非常值得关注，您认为中汽公司的变迁说明了什么问题？

　　胡信民：说明了当时既然是公司，就应该有经营权。那时候，国家认为总公司的权力太过集中了，因为汽车行业是竞争行业，不能搞垄断，因此要将权限下放给企业，并且一汽、二汽、重型都应该独立，把权限下放给他们。

　　《21世纪》：当时所谓的权力下放，具体是指哪些权力？

　　胡信民：主要是经营权，生产、销售都由各个企业自行管理。包括南汽最终下放给江苏省，标志着最后一个主机厂下放。 本报记者 何芳 实习记者 杨倩烨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