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销售同比增长近80%相比,豪华车的售后服务并无多大改善,这使中小城市消费者保养难、维修难等状况进一步加剧。重视“面子”的中国富豪们对此牢骚满腹
因小商品闻名中外的义乌市,被称为“中国豪华车数量最多的县”(义乌为浙江金华下辖县级市)。其拥有单一品牌豪华车的数量,甚至比中国某些省的总和还要多。但就是这样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市,忙碌的老板们却不得不经常到外地去维修他们令人瞩目的豪车。
买车容易修车难
已过不惑之年的管灵华,像许多义乌生意人一样喜爱豪华车。今年3月,他在浙江台州花163万元买了一辆奔驰S500.“钥匙拿到手的时候我特别兴奋, 因为有一辆宝马的他,又拥有了一辆奔驰,可以既开宝马,又坐奔驰。”管灵华这样向《财经时报》回忆他当时的心情。
但管灵华没想到,他的“兴奋”维持了不到一个月就被“沮丧”替代,这辆新车跑了不到两千公里,车载电视就坏了。他为此十分着急。经联系后得知,浙江省在杭州、宁波、温州三地各有一家奔驰服务中心。
打听清楚之后,管灵华用两个小时开车前往宁波,却得到“修不了”的答复。无奈之下,他又前往几乎同样远的杭州,那里的奔驰服务中心为他进行了免费修理。
然而,就在从杭州返回义乌的当天,车载电视又坏了。管灵华只好放下繁忙的工作,为修奔驰二下杭州。这次又是很快修好,不过没多久又坏了。“5个月里,光为这个车载电视就跑了好几趟杭州。”管灵华郁闷沮丧。
第三次,奔驰服务中心没有再修,而是从一辆新车上拆下一个车载电视给管灵华换上。11月份,行车电脑突然报警,管灵华只得第四次为爱车前往杭州。
虽然几次都是免费修理,但管灵华心里还是很不舒服。他对《财经时报》说,在修车的路上,自己很担心安全问题,而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修车,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精力上都是不小的负担。管灵华不明白,为什么在义乌就修不了奔驰?
或许,管灵华有些不走运,他遇到的问题可能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据《财经时报》记者了解随着市场的扩大,服务难,正演变成中国豪华车用户的普遍现象。缺少配件、维修时间过长、价格贵、服务网点少等,是所有豪华车品牌的通病。在中国销量很大的某品牌进口豪华车,换车门钥匙都要去国外,时间往往一拖就是几个月。
与义乌相隔千里之遥的山西太原市,在市民王女士今年11月22日的婚礼上,因燃放鞭炮,崩裂一辆宝马的后车窗玻璃。虽然新人家属急忙赔礼道歉,但因为太原不能修理,还是赔偿给宝马车主2000元,让其自行修理。
近来,这样的新闻,屡屡出现在中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媒体上。
弹丸小地多豪车
在许多业内人士看来,出现这样的新闻并不奇怪。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的豪华车市场同比增长近80%,进口豪华车数量增长1倍多。这些份额主要来自于经济发达的中小城市。但与此不匹配的是,相应的服务并没有跟上。
近两年以煤老板团购豪华车而闻名的山西省,其宝马的保有量已经达到1500多台。只是,这与管灵华所在的义乌相比,还差很大一截。
资料显示,今年5月份时,仅义乌本地车牌的豪华车就有宝马1814辆、奔驰302辆、奥迪1698辆、保时捷13辆、悍马6辆、劳斯莱斯8辆、宾利2辆、凯迪拉克4辆。而这还仅仅是其中一部分,因为当地许多富豪喜欢悬挂外地牌照或不挂牌照。
截止到11月初,义乌市交警今年共查处9271辆次无牌上路车辆。处理违章的交警龚斌说:“最多时,一天可以查到近50辆没有号牌而上路行驶的名牌车,都是宝马、奥迪等。”从中不难想像,义乌豪华车的实际保有量,要远远超出所统计的数量。
弹丸之地的义乌,人口只有68万,汽车却有8万多辆,其中私人轿车在85%以上。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些私人轿车中,30万元以上的名车占2万辆以上。
在浙江另一个以盛产富翁闻名的城市温州。2005年7月到2006年7月,仅当地牌照的奔驰、宝马、奥迪拥有量就分别增加了1051辆、1226辆和1427辆。1年时间,其豪华车的增长数量,就已经占当地豪华车总保有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买了豪车丢了面子
富豪们花巨款购回豪华车,却丢了“面子”。最令他们遗憾的是,这些豪华车厂商在市场份额急剧扩大的同时,售后服务的范围并没有相应扩大。
四川某地曝出了排队维修某品牌豪华车的新闻。记者查阅了十多个豪华车品牌的官方网站发现,其维修网点与以前相比几乎没有任何增加,而且仍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这与他们在中国狂增的销售数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管灵华还告诉《财经时报》,在义乌,售后服务是困扰当地豪华车消费者的一大难题,因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觉得很伤“面子”。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陈东升认为,在欧美发达地区,经销商以销售为主,售后则由维修厂、服务站和一些快修店承担。销售和服务网络已经深入到各个角落,购买、维修都很方便,所以很少出现修车难问题。而在中国的中小城市,豪华车厂商出于自身成本考虑,并未在建立销售网点的同时开展售后服务,这实质上是对消费者的一种侵权。
耐人寻味的是,随着今年汽车市场的再度“井喷”,国外媒体不断地指责中国汽车企业抄袭,但对这些国外厂商送给中国消费者的“打折”服务,却一直闭口不谈。(本报记者 高斌见习记者 翟旭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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