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中午，浙江宁波吉利职工食堂，记者见到了我国第一台自动变速器的主要研制人、吉利变速器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滨宽。因为试车，大家开吃了一会儿，他才来。

　　这是一位粗犷的北方汉子。

　　落座后，他双手捂住胃部，面露痛苦，要了一杯热奶，又将接过的奶杯递给服务员：“请再加热一点。”一旁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安聪慧调侃：“要100度。徐总这胃给自动变速器闹‘娇气’了。”

　　一顿午饭，徐滨宽除了那杯热奶，就喝了半碗米汤。看来为了自动变速器，徐滨宽的胃还真伤得不轻。

　　采访是在会议室进行的，谈起自动变速器，徐滨宽和餐桌上的样子判若两人。他神采飞扬向记者讲述———

　　说实话，我一直想研制自动变速器。当初自动变速器研究被纳入国债计划，我也是积极找国家有关部门游说的人之一。可是后来这个项目因为风险太大被停，当时真有点欲哭无泪、报国无门的感觉。

　　2002年年初，吉利动员我过来研制自动变速器，我并没有立马动心。那会儿，我对吉利并不看好，嘴上劝他们别搞，风险太大，心里却在想：一个连车还没造好的企业，一个半路出家的老板，怎么可能开发自动变速器？后来，是他们连续10个月锲而不舍地找我，我确信吉利是真想干事，这才下决心辞去天津齿轮厂总工程师的职务。

　　对于企业来说，选择创新就选择了风险。有大前途的产品就会有大风险。刚开始，我就坦诚地告诉李书福：“此事三成赢，七成败”。李书福鼓励道：“风险是公司的，我全力支持你。”李书福看的是大前景。

　　李书福确实没有食言。自动变速器研制的第一年，我们主要进行设计和原理研究，开发试验和检测设备，变速器连影都没有，投入已达1800多万元。这时就有人议论了，但李书福仍然一如既往地把这个项目当作吉利的“一号工程”，研究经费从来都是保证的。有的时候会在夜里跑到实验室来看一看，问问有什么困难没有。

　　自动变速器的样品是在一年多以后才出来的。第一次试车是2004年4月3日，这一天我永远记得。当时车着了，发动机也着了，可是车只是振动，死活不往前走。变速器成了不动器，真恨不得自己下车来推它一把。那个急啊！

　　我已记不清楚我试过多少次车。不亲自试验，怎么会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的胃就是试车给弄坏的。在近3年的时间里，110辆试验车，跑过20万公里的就有50辆之多，坏掉的变速器有300余个。

　　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之后，2005年5月，吉利自主研发的自动变速器实现了产业化生产。这是国内目前惟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动变速器，而价格仅是进口产品的一半。

　　要说体会嘛，至少有三条：

　　一是要创新就得每天面对失败，怕失败就别谈创新。整个研制过程，如果哪天没有失败的信息，就显得不正常。我甚至会担心他们是不是把工作停了下来。好多次，碰到的问题怎么也解决不了，有时甚至感到很绝望，这时候，风险就变成99%了。但是，只要还有1%的希望，我们就不放弃。

　　二是研发人员要有多学科的知识。我大学是学钢铁的，搞了近20年的齿轮研究，后来又学了自动控制，这一切对我研究自动变速器帮助很大。比如，变速器需要一种条形密封圈配套，当时配套厂不知道该用什么材料来做，而这对于学钢铁的我来说是会者不难，很容易就帮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有，自动变速器生产线的控制程序，也都是我自己编写的。

　　三是研发人员最好要有工程实践的经验。我上大学前在工厂当过车工，对每一步设计能否在生产中实现比较清楚，所以在设计时能主动规避风险。

　　要我评价吉利的成长，就八个字：跌跌撞撞，跑得不慢。吉利的成功就在于它与常人不一样。常人是我能干什么，我来干。而吉利是哪个有前景，我干哪个。

　　至于吉利的前景嘛，我认为，吉利还没有完全度过危险期，应该还会跌跌撞撞，但跑的速度仍然会不慢。我是吉利人，不能光说自己好。总之，我看好中国人造汽车。我相信，中国人一定会像卖打火机一样，把汽车卖到全世界。本报记者 陈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