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曾经在三年前驾车穿越西伯利亚，我自以为是个熟客，津津乐道地向同伴讲述记忆中的西伯利亚，使得他们像我一样期待着这次旅行。

　　对我而言，这次穿越西伯利亚好像旧梦重温，甚至旅行的方式都一样——日夜兼程。然而西伯利亚在她的广袤和静谧之后，也有很多看得到的变化，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车多了，路烂了，油贵了。

　　3年前，贯穿西伯利亚的公路只有几百公里较差的路面，行车非常容易；如今，这个数字可以反着说：只有几百公里好路，其余数千公里的路面不是翻浆就是在施工。3年前，西伯利亚是寂静的，除了你自己的车轮和发动机均匀的噪音，就只有西伯利亚铁路上传来的车轮摩擦铁轨和不时响起的汽笛声；而现在西伯利亚公路上，游动着货运大军。不少大货车排出滚滚浓烟，逼得我不得不使用车内循环。

　　有一样变化不多，就是公路上的警察检查站。俄罗斯的公路上，每个城镇外都有警察检查站，少则十多公里，长不过百余公里就有一个，碉堡般耸立在路边甚至公路中央，切断公路。来往车辆，必须减速或者停车数秒后，才能通过。一些可疑车辆，就会在这时被拦下来，接受检查——外国车辆，当然属于可疑车辆。3年前走这条公路时，平均每天被拦截的次数在3次以上。这次的座驾是高大的4700，还顶着个行李箱，我自知凶多吉少，因此格外小心，远远看到有警察局的路标，早早减速，做良民状。值得安慰的是，我们被拦下检查的次数有限，有时警察已经拦下我们，又挥动警棍，示意我们快快通过。尽管如此，警察检查站，仍然牵动我们的神经。

　　出发前，我们的计划是在8月29日赶到雅典，这意味着我们每天要走1100公里。很显然，这样的路况和驾驶环境无法完成既定的里程数。8月20日从伊尔库斯克出来，我和同伴们商量连夜旅行，下一站直抵新西伯利亚——鉴于路上车流不断，应该不必再担心传说中的西伯利亚黑手党。

　　8月21日，我们遇到了第一个真正的麻烦。在马林斯克城外，一个警察截住去路。我意识到自己可能压了路中的实线(已经很难分辨)，诚惶诚恐。然而警察将我带进警局后，却没有给我罚单，而是仔细检查我的护照，一分钟后，他吹响口哨——大有斩获。

　　凡需要签证进入俄罗斯的外国游客，每天住店时要做签证登记。这个政策，是为防止外国人在俄逾期停留的。我们18号入境后连夜赶赴伊尔库斯克，自然那一天没有登记。这就是那个满脸重重黄色汗毛的警察的收获。他把我的全部证件扔进抽屉里，得意洋洋地看着我。这时候我们唯一的法宝，就是中国大使馆——我拿着手机告诉他，自己是中国记者，现在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

　　一进入俄罗斯，全球通就给每个漫游手机发送了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紧急联系电话。我拨了那个莫斯科的电话，却显示是号码错误。连忙给北京的同事打电话，请他们核实电话号码。

　　这样僵持了一阵，那个警察也开始打电话，手里掂量着我的证件。也许是我们的“大使馆”招数奏效，两分钟后，他竟然把证件交还给我，又吹一声口哨：“莫斯科，布里亚玛！”

　　“布里亚玛”是我们在俄罗斯最爱听的一个词——直行！

　　我给同伴们描述的惬意的西伯利亚之旅，被艰苦的日夜行军代替。也幸亏我们开的是陆地巡洋舰，好坏路面通吃，两天一夜下来，可以开到2100公里左右。夜里最困的时候，自称“夜里欢”的胖翻译张杰，顶替我开过最艰苦的几个小时。

　　就这样日夜兼程，我们在8月23日下午越过乌拉尔山，进入俄罗斯欧洲部分。所有人都又累又饿。我迅速支起炉灶，焖好一锅米饭，将在叶卡捷琳堡城外买的蘑菇和国内带来的香肠一起炖了。好一顿美餐。

　　后来证实这是一顿有毒的美餐。我和两个小妹轻微食物中毒，上吐下泻；张杰也严重腹泻。第二天，除了张杰，谁也爬不起来。我们的行程，因此耽误一天。同伴们要我深刻反省——以后我要是再对路边的野蘑菇斜一下眼睛，他们就会齐声大叫“布里亚玛！”

　　9月25日，我们从乌法启程，计划穿越伏尔加河流域向俄罗斯、乌克兰南部边界进发。这天下午在萨玛拉城外的立交桥上，两个警察再次截住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就是想敲诈200美元。张杰靠着几个简单的俄语词汇和身体语言，化解了这次危机。我们最终用两个北京奥运会的钥匙链脱身——真不愿意好好的奥运纪念品打发这些家伙。

　　从萨玛拉沿伏尔加河左岸到伏尔加格勒的公路，我也曾在三年前走过。安静的乡村公路如今已经成为国际运输的大通道，来自乌克兰、土耳其、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的大货车源源不绝。我们对按时赶到雅典越来越没有信心，还有4天，4000多公里(其中一半是山路)和四个关口要过。

　　在一个加油站，一位乌克兰的司机给我指了一条好走的路，里程陡然又增加了几百公里，而且俄乌边境的通关可能要一整天。我们必须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雅典，去还是放弃。如果过关不算特别麻烦，我们日夜赶路，最早9月1日可以到达雅典。而那时到雅典，和一个月以后再去，没有任何区别。可是如果放弃，意味着我们前面疯狂穿越7000多公里西伯利亚的艰辛，将一笔勾销——尽管后面的旅行，或许可以多些乐趣，不再拼命赶路。

　　最终决定放弃。心里很难受。

　　8月28日凌晨，我们进入莫斯科。三年前我入住的是红场边上的俄罗斯饭店，印象颇佳。这一次老马识途，依旧带大家去那里投宿。

　　不料俄罗斯饭店的服务员却和从前大不相同，不仅英文基本不会，还非常不礼貌。考虑到已经是后半夜，她可能也很累了，大家原谅了那个傲慢女孩的白眼。她的同事。一位年纪稍长、看起来也和善得多的女士，接替了她的工作，帮我们办理入住。手里拿着住宿牌，我们问是否有行李车，因为我们的行李很多。“没有，”她摇着头，“only you。”这下我们哭笑不得，只好唱起“only you……”来。

　　等到我们每个人大包小包地背了行李要上楼时，一直眼看着我们办理入住登记的保安，不慌不忙地伸出手来——不是帮忙，而是要检查我们的住宿卡。真岂有此理，尤其我们为这样的饭店和服务，每间房还得出700多人民币！

　　第二天晚上看过大马戏回来，同伴们就近到饭店的餐厅，准备享受一顿俄罗斯大餐。电视上正在现场直播奥运会中俄女排间的决赛。餐厅里来自各国的游客，一边倒为中国队加油，为中国队的胜利欢呼。我想除了中国女排上演大逆转的好戏外，或许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俄罗斯饭店着实令这些外国客人吃不消——大家聚在一起，这饭店闹的笑话可多呢。

　　8月29日，我们从莫斯科启程，计划前往诺夫格罗德，在那儿看奥运会闭幕式的转播——不能去到雅典，至少可以看看现场直播。

　　不料我们连这个计划也未能实现。

　　离诺夫格罗德还有100多公里时，没有任何违章的我们遇到一个并不当值的俄国警察的无理纠缠，最终发展到他要抢车钥匙。那时车门是锁着的。我坐的司机位的车窗被他用胳膊挡着，关不上。发现他伸手抢钥匙，我连忙大叫同伴帮忙，抠住他的手和胳膊。可能是钥匙脱手，他突然抓住我的左手，将手背搁在车窗玻璃上，拼命下压。我疼得大叫起来，企图用右手保护却做不到。两个小妹跟着大叫。

　　这样叫了1分多钟，他终于松手了。整条左臂都在发抖，右手上留着血，应该是抢钥匙时留下的。我愤怒地向他咆哮。

　　“钥匙呢？”我问。在张杰手里。还好。

　　对于俄罗斯的警察，我早有心理准备。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会在莫斯科到圣彼得堡之间遇到这样的事情。忍住钻心的疼痛和眼泪，我们开始尝试再给使馆打电话，北京的朋友帮我们找到了领事参赞的手机电话，但打过去，仍然是号码错误。我想起全球通漫游的免费咨询电话13800100186，小妹打过去咨询，才知道拨号方法有误，在俄罗斯打所有国内长途，前面都要加“8107”。

　　这时张杰提议先看看能否用钱摆平。我们把身上所有的800多卢布现金都给了他。几分钟后他回来，说可以走了。帮那个混蛋警察截住我们的警察检查站负责人，恐怕事情闹大，向张杰道歉，给我们放行。

　　我的左手三四天后才恢复基本功能，留下一道两公分长的宽宽的伤疤和一个肿起的高高的手背。

　　经过这次非常事件，我们都彻底认清了俄罗斯法制的底线。在一个没有法制的国家旅行非常不安全。事实上，俄罗斯这些天恐怖事件频发，我们到莫斯科时，听说了车臣黑寡妇炸飞机的消息；刚到彼得堡的早上，得知了莫斯科和平大街自杀爆炸，离开俄罗斯前一天，发生了别斯兰的校园人质事件。家人和朋友都劝我们尽快离开是非之地，我们也无心久留。三个同伴说他们10年之内不会再到俄罗斯，我不知道自己会怎样，可能不会有10年那么久。但这个国家的确让我心有余悸。

　　我受伤的那个晚上，笃信基督教的小妹阿欣护住我的后背，大声向耶稣祈祷。我让她不要那样，因为这事和耶稣没有关系。但是我也会在心中为俄罗斯祈祷，希望这个国家早日变得安宁、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