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9月3日电(记者刘江) 9月3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了首次立法听证会，就《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征求意见稿)》进行公开听证。

　　居民、外地来京人员和社会团体、基层自治组织推荐的意见陈述人，集中对“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责任”以及“电动自行车、自行车载人” 两个听证事项发表意见。

　　在听证会前进行的6天公开征求意见期间，人大意见征集组共接受市民电话、电子邮件和网上留言总计8855件次。在各类意见中，以“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责任”的热度最高。90%以上的参与者对此发表了意见，100%的机动车驾驶人表示反对这一规定。

　　新法挑战传统责任伦理

　　《征集意见稿》第六十九条第二项中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后，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不依法报案或者保护现场，致使事故基本事实无法查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这一规定是完全按照其上位法——新交法中第76条的框架所制订的。

　　这条规定不仅引发了反对声，甚至激起了很强的民间情绪。归结起来，有以下5种理由：认为这种赔偿责任制度造成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行人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机动车一方没有违章却要承担赔偿责任，不符合公平原则；认为立法“以人为本”不仅仅是以机动车、行人为本；认为所谓“强者”和“弱者”是可以发生转化的，甚至根本不应有“强”、“弱”之分；认为在此情况下，机动车一方只应承担补偿性的道德责任，而不应当承担全部责任。

　　事实上，新立法观念遭到反对的核心，是挑战了长期以来传统的“以责论处”的责任伦理。中国政法大学的萧瀚说，法律就要是引导公民各守其则，让没有过错一方为有过错的一方负责，有违法律公平，并可能引导更多的人不遵守法律。

　　显然，公众思想与法律制定者的理念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起草参与者、公安部和建设部“畅通工程”专家组专家段里仁表示，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并不等于负全责，这里有公众对新法的误读。其实，“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负责”有很多限制条件，包括对于行人和非机动车制定了很多法律责任上的限定，能够对机动车和行人过失举证的机动车方可减责和免责。

　　但是，他强调，与此前的法规相比，新交法的确加重了处于强势地位的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从而保护处于弱势地位和行人的非机动车驾驶员的利益。他说，如果具体到某个因行人违章而造成死亡的交通事故，按照“以责论处”的思路，他的家人不会得到丝毫赔偿。难道，一个活生生的人为生活中这样一种过失白白付出生命的代价就是公平的吗？

　　生命权与路权之争

　　段里仁说，“10年的立法过程，真正发生变化的事实之一是，在调整人、车、路三者的关系中，改变了过去几十年‘以责论处'的管理思路，明确了生命权大于路权的准则。它将成为中国减少交通事故、改变安全观念的一个分水岭”。

　　他认为，在交通的世界里，在高速物体的激流中，行人是绝对的弱者，机动车显然比行人更具强势。国外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交通弱者的概念，并写进了交通法规，而我国比外国落后40年，人们的思想一下子很难跟上。

　　严峻的现实更是推动交通立法者改变改变管理思路的重要动力。据了解，我国交通弱者(包括乘车人)死亡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3／4，其他国家情况恰恰相反，有的机动车驾驶员死亡高到80%。段里仁说，因此，在我国交通法规中，强调照顾弱者更为重要，我们的重要原则是达到“实质正义”。

　　段里仁承认，我们的汽车时代落后国外六七十年，人们的交通安全观念和意识淡薄。很多老人、孩子以及外地来城市打工的民工，常常违反交规，乱穿马路。是通过让他们白白付出生命与血的代价，来强制性地提高其遵纪守法的意识，还是通过宣传和引导等其他更加温和的手段，让他们学会在现代社会生存？我们要谨慎地权衡其中的社会成本。

　　新立法理念面临现实困境

　　不容回避的是，法律的现实操作环境却令人堪忧。机动车负主要责任的新规定可能产生的现实后果也是备受质疑的焦点。人们对行人和驾驶员的素质、配套的保险措施、交警的执法水平等等问题怀有诸多担忧：如此这般，会纵容非机动车、行人违章，甚至会导致“碰瓷”现象(不法分子故意设套讹诈)；保险不配套，赔偿额太高，普通机动车难以承受；责任不清导致机动车逃逸现象增多；因避让非机动车、行人而导致的机动车车主的人身、财产损失无法得到补偿等。

　　5月9日，在北京30多岁的女子曹某因横穿马路，被一辆因疾驶而躲闪不及的奥拓车撞死。根据新交法判定，车主须负主要责任以及赔偿20万元。即使不算保险公司的10万元理赔，车主自己还要掏10万元。对于巨额索赔，刘某觉得自己负担太多，连下辈子都赔给人家了。

　　这起新交通法实施后“全国行人违章死亡第一案”经过多家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议，对于法规的公平性提出尖锐质疑。

　　与新交法配套的《机动车第三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一直没有出台，车险理赔处境尴尬。据调查，北京市场80%的车辆强制第三责任险在10万元以下。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于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扩大了人身损害的责任，提高了赔偿水平，交通事故导致第三方死亡的人身赔偿往往超过20万元。这意味着，一旦发生事故，保险公司按老标准赔付后，责任者还要承担10万元以上的巨额赔偿。

　　萧翰认为，北京是一个现代化大都市，高速路和封闭式道路很多，机动车增长速度也很快。有关方面在制定新交通法的实施细则时，应该根据城市具体特点，对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的法律责任进行细化。如果在执法过程中一味偏袒行人，不仅对城市交通有害、对机动车所有人不公，甚至有可能诱发更多的违章违法事件，造成恶性循环，导致更多的伤亡。

　　段里仁透露说，一部法案进入人大立法程序后，一般经三次审议即可，但新交法四次审议修改，最终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五次会议上以94.67%的支持率通过，“背后的斟酌与争执由此可见”。他坦承新法中还有不少不足之处，但他认为，一部法律的完善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调整的，日本1960年颁布的交通法平均每四年修改一次。同时，他提出，北京在地方立法中，可以在上位法提供的空间内，根据现实情况进行细化和完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