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家庭，有带草坪的房子、有狗、有网球拍、有沙滩装、有汽车，这是19世纪50年代美国式的对幸福的典型定义。”美国文艺批评家基姆·列文在解释后现代绘画名作《甜蜜的家》时曾如是说。半个世纪之后，私家车风潮先于其他定义要素在中国如龙卷风般席卷而来。 　 资料显示，近几年来，中国特别是北京的机动车保有量一直呈几何数字递增。截至到2003年底，仅北京市的机动车数量就已突破200万辆，占全国机动车保有量的十分之一。预计到2008年，北京市的汽车保有量将达到350万辆。另一方面，从全国范围来看，10年前的私人购车量不到购车总量的十分之一，而到了2000年，这个数字已跃到了50％。 　 随着私人购车热的持续升温，人们对汽车的依赖也日益紧密。汽车，作为一种私人空间的象征，“义无反顾”地承担起维护人类自由的使命。于是，人们躲进一个个由汽车和铁栅栏组成的“魔盒”里，惜足如金，惜语如金。在拥挤的街头，在车水马龙的人群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变得越来越远。那一面面由汽车筑起的心与心之间的围墙写满了冷漠与孤独，它坚固、牢不可破。 　 曾几何时，人们向往着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记》里描述的理想社会，满足于“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简单，陶醉于“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和谐；曾几何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墙里飞花墙外笑”，四合院的围墙内写满温馨与欢笑；曾几何时，那月凉如水的夜晚，馥郁清香的花间，青苔布满的石阶以及“长亭外、古道边”的依依惜别，倾诉着人们之间的点点相思与祝福…… 追忆青春的“乌托邦” 　 曾风靡一时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一个军队大院的一帮十五六岁的男孩子们打架、滋事、翻围墙、爬房顶，他们有冲动、有失败、有爱情、也有成长。影片的色彩始终都是温暖的鹅黄，背景夹杂着嘈杂人声和笑声。于是，我们在片首听到了姜文极为个性化的旁白：“北京，变得这么快！20年的工夫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我几乎从中找不到任何记忆里的东西……” 　 “记忆总是被我的情感改头换面，捉弄我，背叛我，把我搞得真伪难辨……”终了时，姜文自己竟怀疑故事的真实性，那青春的“乌托邦”———阳光、灿烂、喧闹、欢乐、自由自在，初恋的甜蜜，精力的渲泄，害怕孤单和被人排挤…… 　 从什么时候开始，曾经如此熟悉的四合院、里弄街坊的生活离我们越来越远？从什么时候开始，马路上的汽车越来越多、道路越来越挤？那些跳房子、打弹球的孩童游戏，傍晚时分妈妈催儿回家的声声叫唤，夏夜乘凉一溜排开的躺椅，大人聊天、孩子们捉萤火虫的熟悉场景……那些曾经有过温馨和幸福，如今只能在怀旧的老照片中静静寻找。 　 从什么时候开始，忙碌成了人们生活的主旋律，伴随它的，是沉重得无可言喻的孤寂，被淹没于涌动人潮中的孤寂，流淌于忙碌与压抑中的孤寂。汽车的“魔盒”和铁栅栏筑起的高楼大厦使人与人之间心灵的距离越来越远。人类，如此热爱群居的动物，却在越来越发达的现代社会将自己的心扉封闭。孤独、冷漠流行感冒般地成了都市人的“传染病”。 　 一直以来，最喜欢的鲁迅的文章就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很难想象严肃、尖锐如鲁迅者竟能写出那么调皮、淘气的文字。再回想老北京的古香古色，四合院的鸟语花香，小胡同的悠然迂回，大杂院的嬉戏玩耍，在这个由庞大人群压缩的城市里，一切都变得那么的奢侈。人们忙不迭地走向衰老，自认为快节奏的生活必将使时间利用得更加有效，并收获更多的果实，但却忘记随之而来的，是同等速度地走向衰老。 　 据说，西方有这样的诗歌，大意是———乘坐高贵的马车和出租汽车，每个女孩都能保持笑容。但如果你们一同乘坐电车，她还能对你微笑，那她就值得你去追求了。因为，与工业文明一起发展的，还有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 汽车时代的情感诉求 　 “安倍逊家族的辉煌始于1873年，这种辉煌持续了米德兰德成为一个城市的整个过程。那时镇上所有上层社会的女人都相互认识。当时惟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街上的马车。”在影片《安倍逊大族》中，导演奥逊·威尔斯以一种絮絮叨叨但却又富有诗意的描绘作为故事的开始。 　 影片接下来的情节几乎都围绕着马车与汽车的矛盾展开，与安倍逊家族逐渐走向没落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摩根家族开始在汽车发明中兴起，并悄悄地改变着历史。马车城市逐渐被汽车城市所取代，在影片的结尾，伴随着伤感的画外音———“乔治回到了他的家里，穿过陌生城市的陌生街道，因为这个城市大了，改变了。最后一次回到家里是通过国家大街进入安倍逊大宅的，那大而老的住宅。明天，他们就要搬家了，明天，一切都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这是一个谁也无法改变的事实。奥逊·威尔斯关于汽车城市的寓言很快得到了印证。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作者简·雅各布明确地阐述了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和各种城市功能的划分，不少富于生气的城市和居住区变得死气沉沉。街道在规划图中成为仅用于交通功能的一种城市用地，由此产生的对汽车的依赖也使城市变得越来越单调乏味。 　 简·雅各布希望现代大城市能有更人性化的空间，因为城市道路不仅具有交通功能，还应包括安全、接触和同化孩子等作用。然而，“在汽车塑造了城市的同时，城市本身也离不开汽车了。”美国建筑师和规划学者莫什·萨夫迪“残酷”地把雅各布的梦想击得粉碎。他认为，在这个日益城市化的社会，我们只能默默地承受城市被翻造、被高速路化、被汽车填满的事实，我们无处躲藏，也无处逃避。“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诗人顾城这首《远和近》的诗，把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距离表现得淋漓尽致。据说，英国有这样一个统计，讲有车的人能容忍的步行距离为800米，让他们走800米去做点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但800米以上，他们就一定会想着开车去。这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情感悖论：车，拓展了人类行进的经纬，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恰恰是车，束缚了人类放飞灵魂的翅膀。 “诗意栖息”的终极梦想 　 “人，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这句话道出了人们隐藏在内心深处最美的憧憬和永恒的追求。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生活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小农经济社会里。毋庸置疑，是交通工具延展了人们“栖息”的广度和宽度。汽车的发明，改变了人类行进的方式，也使速度和激情得以实现。然而，人们在恣意地享受着汽车给现代社会和文明带来的巨大好处的同时，却也在默默忍受着情感绿洲的日渐枯竭和荒漠化。 　 在这方面，卓别林可谓是天才的导演，他对城市具有超级敏感的表现力。在影片《摩登时代》里，卓别林和弗立茨·朗格的《大都市》以及雷内·克莱尔的《自由属于我们》一样，他深刻地揭示了人和机器的冲突。 　 城市化的进程掩盖了人们内心对自然的向往和渴望。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豪迈，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情，还有徐霞客那“瞑则寝树石之间，饥则啖草木之实”的境界…… 　 更重要的是，我们失去了观雪、赏雨、听风、望月的闲情，失去了体会花径蓬门、寒塘鹤影中闲适冲淡的乐趣，失去了“漫观天外云卷云舒”的逸致。那是另外一种情绪，超然物外，如一条从心尖上轻轻淌过的温暖河流。“诗意地栖息”变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成为掩盖疲倦生活的谎言。 　 事实上，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汽车普及带来的拥堵、污染等现实问题并不难解决。关键在于，当私人汽车开始大幅度改变我们的生活时，我们是否已经有了足够的文化、观念和心理准备。只有工业社会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相适应，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汽车社会的发展，否则，情感的悖论只能让“诗意栖息”的梦想离开。 （黄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