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汽车报》编辑部:
江世杰先生在他给贵报的信中说我的观点“已经阐述得淋漓尽致”,本不该再多赘述。但是,我实在是不想要“杜撰史实”这顶帽子,所以,想跟江世杰先生商榷一下。
先说“20世纪80年代”的由来,此说并非本人对历史想怎么捏就怎么捏,而是本人在 与一位美国朋友电话上讨论汽车工业问题时得知,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汽车制造厂家才重视汽车“召回”,在此之前,被“召回”的汽车很少。
我感到不可理解的是:在江世杰先生的思想中,美国和日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汽车“召回”的问题对中国就那么重要?如果真的极其重要,倒应该再多下点功夫,搞得更明白些。比如,美国的汽车“召回”规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实施的?各年被“召回”的汽车是多少?当时对消费者的权益是怎么保护的?这些研究大概比琢磨“8”和“6”更有意义些。
江世杰先生说:“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就随意篡改或杜撰历史,这实在是不可取。”其实,江世杰先生的结论是否过于狠了点?难道我的观点是全靠“20世纪80年代”这几个字来支持的吗?难道江世杰先生真的就是这么简单地理解的吗?
我相信,肯定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人们在思想方法上和观点上有分歧是政党的,讨论和争论对寻求正确的结论是有益的。但是,如果抓住几个并非关键的字成一句无关紧要的话,就无限上纲,开“帽子工厂”,那就“实在是不可取”了。
耿培诚2002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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