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后5年的入世过渡期内，汽车产业投资审批权如何下放？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中国国际技术合作促进会管理顾问中心主任、管理科学博士耿培诚最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下放投资权不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当务之急。

　　在中国5年的入世过渡期内，汽车产业投资审批权将如何下放呢？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对此，官方缄口不言，社会上议论纷纷。有很多人主张：中央政府应将这个“审批权”逐步下放给地方政府；也有很多人担心：这样会导致不可收拾的汽车投资热潮。耿培诚认为，下放投资权不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当务之急。

　　“投资审批”并没有实现汽车产业投资合理化

　　在计划经济时代，各个行业必须在中央政府统一管理之下平衡发展。正是在计划经济平衡思想的指导下，国家有关部门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投资审批制度，牢牢地掌握着投资审批大权，直接控制企业投资。耿培诚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企业投资的管理方式一直没有改变。”

　　这样的审批制度，到底给中国汽车工业带来了什么呢？

　　中国汽车企业过多过滥，实在让人头疼。连政府主管部门的官员们都怨声载道。耿培诚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么多的汽车企业都是政府官员们一个一个批下去的！”

　　中国汽车工业的散乱差正是投资审批制度的产物。耿培诚下了一个结论：“实行投资审批制度，并没有实现汽车产业投资合理化。”

　　国家不应该直接干预汽车企业投资

　　耿培诚指出：“入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这个“转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必须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宏观管理经济的思想和方式必须与发达国家保持一致(具体的规章可能不尽相同)；另一方面，所有企业的经营思想和行为必须与国家的法律法规合拍。

　　耿培诚强调：“中国政府宏观管理经济的思想、方法要与发达国家保持一致，就必须对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制度进行改革。这是入世之后最主要的变化。”

　　长期以来，中国企业投资3000万元以上的项目，都必须上报中央政府审批。但不少地方政府早就想争取到这个审批权。

　　“地方政府即使拿到这个权，也不一定用得好。”耿培诚加重语气：“关键的问题不在这里。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投资是企业的管理和经营行为，属微观经济管理范畴，不应受政府的直接干预。”

　　投资审批制度不适应市场经济原则，当然在入世之后政府管理方式的改革之列。

　　“属于企业的事，甭说投资3000万元，就是投资3000亿元，政府也不应该管。”耿培诚坚信，“把投资权归还给企业，中国必然会走到这一步。”

　　当务之急：国内汽车厂家应该联合

　　国有汽车厂家的资产都是全民的。这些厂家当前的竞争格局是：同一个资产所有者下面的厂家联合外国资本，相互进行商场如战场的竞争。在世界各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没有这样的竞争机制。这种竞争机制违背了起码的经济常识，在运行中必然问题层出不穷。

　　汽车行业的投资和资产重组应该由资产所有人进行决策。抛开权力部门和个人经济利益的微妙关系不说，政府有关部门坚持进行投资审批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保持投资平衡；二是管理国有资产。

　　第一个理由实际上是坚持计划经济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20多年，政府有关部门还在用这种计划平衡的思想和直接控制的方式进行宏观经济管理。从经济学理论上讲，这种管理思想和方式是落后的。改革开放以前30年的经济建设和近20年汽车工业严重的重复投资和重复建设也都证明：这种管理思想和方式不应该再继续坚持下去了。

　　耿培诚认为：“入世以后，如果投资审批权只是从政府的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上一级政府转移到下一级政府，那么，中国的市场经济就要一直在落后的计划经济平衡思想和直接控制方式下运行。这样的经济体制是没有竞争力的。”

　　第二个理由实际上是肯定政府是国有资产的所有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确代表全民对国有企业行使产权，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为政企不分。改革开放20多年来，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耿培诚认为：“入世以后，如果政府还对国有资产行使产权，就要违背有关条款。”

　　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政府早就应该放弃国内的投资审批权。耿培诚特别指出：“在对国有资产建立恰当的管理机构以前，政府如果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撒手不管，其后果将是很严重的。”

　　可以想像，如果真的扩大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审批权，汽车工业重复投资和重复建设会更加严重，对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无益。

　　耿培诚认为，下放投资审批权不是当务之急。中国汽车工业的当务之急是：通过建立恰当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正确处理国有企业竞争问题，把中国汽车企业紧密地联合起来，以形成整体优势，提高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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