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车改一年来，波及超过1.2万名公职人员，却也得到该群体的普遍认可，这跟它“交通补贴过高”不无关系。根据规定，按职务和工作量不同，从科员到正处级干部，可获补贴300元到3100元不等，而这3100元的全国最高车补，比杭州市正处级干部的车补多了800元。(11月28日《第一财经日报》)
不可否认，以发放补贴的方式砍掉公车，并换取多数公职人员的支持，这种折中方式，应是当下较为可行的路径选择。不过，涉改官员满意，不等于民众就认可。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公车改革方案的设计、施行，还应考虑民众感受，兼顾社会公平。
以温州车改为例，最高档的3100元补贴，是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三倍，因此许多人认为其“过高”。此前一直呼吁三公经费公开的叶青就质疑，它成了公职人员“福利”。不过，温州的车补标准是否真的过高，不能简单估算，还应综合考量当地的交通成本、官员用车情况等。
公车改革，补贴不是不可以发，关键是怎么发。刚刚出台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就指出，坚持社会化、市场化方向改革公务用车制度，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车补”发多少才是“适度”的？
这其中，至少应考虑到两种情况：一者，制订车补发放标准时，不能违背程序正义，尤其要杜绝“掌勺者自己盛饭”的现象，而应以强效制衡来确保公正；二者，各地人大在制订具体的补贴办法时，应广泛征集民意，充分考虑民众的心理承受底线，既要算它在财力上的节省力度，也要虑及补贴对社会群体的连带影响。
当然，车补标准不可能全国统一，更可取的做法是，参照各地的薪酬水平、交通成本，并比较公车取消前的财力消耗。其中关键的衡量标准是，确实减少公款支出。
说到底，“适度”的含义不高深，不过是寻求一个有关各方都能接受的折中点而已。这就意味着，即便是货币化的公车改革，其标准也应综合权衡、兼顾多方诉求，而不能只是考虑官员群体的满意。
□胡印斌(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