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祖辈的故事

　　1935年5月21日，红军占领冕宁。

　　冕宁所在的金沙江、大渡河之间的大小凉山地区，是中国最集中的彝族聚居地。传说中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至今尚有孔明寨、孟获城等遗址留存，而彝族同胞由于千百年来深受历代汉族统治者的压迫，对汉人极端不信任，对远道而来的红军更无好感。

　　要命的是，这里不但山高谷深道路难行，而且部族繁多，每一个山寨都有自己的武装。

　　但是，快速穿过彝族区、抢渡大渡河是已经确定的计划；特别是，蒋介石已经调集重兵启动了“大渡河会战”并亲自赴昆明督战。

　　朱德总司令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阐述红军借道北上的意图，严令部队秋毫无犯，并且“没有我和聂政委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

　　5月22日，红军先遣队从冕宁出发，正式进入彝族区，带队的是当时红一军团的组织部长肖华。

　　彝民是很快遇上了，不许开枪的红军成了活生生的“百货商店”---可怜最前面的侦察连不仅身上的粮食被席卷一空，甚至衣服也被扒得精光，绝对是百分之二百的狼狈。

　　彝族毕摩沙马尔格(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遇到红军的。

　　毕摩是彝族民众当中从事宗教事务的职位，有一定文化，还可能有机会走出凉山，因此大多也很有见识、很受尊重。沙马当时正值盛年，看见面前这支军队如此忍辱负重，联想到听到的关于红军的传闻，不由得动了几番心思。

　　沙马开始和红军交谈，然后离开。

　　在见到自己沽基家支(家族、部落)的头人小叶丹的时候，沙马如实说出了自己的感受，并转达了红军“大头领”希望和他结为兄弟的消息。

　　在彝族人看来，天下没有什么情谊能够大得过父母兄弟，而一旦成了兄弟，就是一辈子的承诺。

　　小叶丹深受震动，在他的世界里，还从来没有一支汉人队伍的头领能够把彝人当成人，更不用说当成兄弟。

　　也就是这个时候，他听到了那个即将成为他兄弟的红军大头领的名字：刘伯承，国民革命时期的川中名将，当时的红军先遣队司令员。

　　距冕宁县城28公里之外的群山之中，有一个海拔2280米、森林环抱的高山湖泊，叫做余家海子，彝族称为“苏品”。

　　70年前5月的清风，吹动湖边的树林，墨绿的枝条在蓝天下摇摆；湖边的草地上，三五匹马儿静静地吃草，他们的主人就坐在不远处的几块石头上。

　　等到马吃饱了，那几个说话的人也站了起来，夕阳已经西下，海子边的森林和草地都染上一层闪亮的金色，湖水也跳跃起令人眩目的波纹。

　　夕阳里，一只公鸡的血被滴到盛满清水的大腕中，所有的人都神色凝重。

　　这是彝族民众最为神圣的誓约之一：歃血为盟。

　　“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在海子边结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

　　“上有天，下有地，我小叶丹今日与刘司令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鸡一样死。”

　　沙马看着两个发誓的男人，他们的眼睛在夕阳的照耀下格外明亮、清澈。

　　当夜，彝汉兄弟通宵畅饮。次日，刘伯承将一面“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基)支队”的旗帜交给小叶丹，并留给他10支步枪，嘱咐他一定要把后面的红军护送出彝族地区，并坚持斗争，等待红军回来。

　　走出沽基家支地盘后，小叶丹把自己珍爱的大黑骡子留给刘伯承，并派人继续引导、帮助他们通过其它部落的领地。随后，他热情接待红军的后续部队，直到7天7夜后，红军主力顺利通过大凉山。

　　接下来的5月25日和29日，在彝族地区赢得了宝贵时间的红军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和方式强渡天险大渡河，攻克泸定桥。由此，一直被逼迫得喘不过气来的红军终于摆脱了成为石达开第二的命运，为自己打开一条生路，蒋介石“大渡河会战”全面失败。

　　“彝海会盟”当之无愧地在军事上成为这些辉煌奇迹的灵动前奏，也在政治上成为共产党人出色解决民族矛盾的成功范例。

　　只是，这对兄弟从此再也没有相见。

　　小叶丹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红军主力离开后，他掩护红军掉队的伤员，并联合其他家支的彝民高举红军旗帜进行武装斗争，队伍发展到1000多人，坚持战斗5年多。1941年，彝民革命被镇压，小叶丹倾家荡产凑足1500两银子赎出了被捕的红军政委，自己却因为刘伯承留下的委任状被搜出，“通共有据”，入狱被杀。

　　临入狱前，小叶丹将彝民支队的旗帜交给家人，含着眼泪说：“只有共产党、红军把我们彝人当人看，这样的队伍一定会回来，刘司令那样有信有义的大人物一定不会骗人。你们要保存好这面旗，将来交给刘司令。”

　　1949年，四川解放，小叶丹的家人将这面旗帜交到了已经是二野司令员的刘伯承手中。当时，刘伯承久久无言；在以后漫长的日子里，这位共和国的元帅并不经常提起那段大凉山的往事，但却一直尽心地照顾着小叶丹的后人。

　　那个夕阳西下中，两个男人珍重誓言的场景已经成为天地云水之间的刹那永恒；而兄弟，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一生去见证的角色，一些并不用晨昏来厮守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