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PM2.5排放源新结论 五成来自机动车

　　北京雾霾的排放源清单有了专业结论。

　　就北京原生PM2.5排放而言，机动车排放占50%，工业占38%，居民占8%，电厂占4%。

　　京津冀整个区域PM2.5原生排放源为机动车、工业和电厂。其中，机动车排放和道路扬尘所占比例为50%。

　　上述结论来自于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王跃思的研究报告。日前，王跃思与其同事唐贵谦、潘月鹏完成了一项有关PM2.5的研究，名为《北京及周边区域颗粒物和细粒子排放源特征及其来源解析》(以下简称《解析》)。

　　“我们只有分析整理出北京及周边区域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分析出大气污染物排放的特征，来源及其形成机理，才能提出更有针对性的针对措施。”王跃思表示。

　　北京PM2.5原生排放源分析

　　北京地区机动车排放占一半

　　《解析》研究以东亚大尺度排放清单为基础，整理使用了北京和天津市环保局的环境统计数据及北京、天津和河北地区的统计年鉴以及路网信息，以2010年为基准，建立了北京及周边地区北京奥运会前后各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清单。

　　在上述结果中，颗粒物的排放清单尤其值得关注。

　　“我们这里关注的颗粒物的排放结果，仅限于原生排放的结果，所谓原生排放是指作为由污染源直接排放的一次污染物的颗粒物。而小粒径的颗粒物如PM2.5与其SO2等污染物的一个重大区别，即在一次污染物之外，还有二次污染物，如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和挥发性有机物等在空气相遇之后发生化学作用形成的颗粒物。”

　　结果表明，京津冀整个区域原生排放的PM10主要来自工业、居民化石燃料燃烧和电厂排放，其中工业排放的贡献占62%，居民化石燃料燃烧的贡献占23%，电厂贡献在12%，机动车占3%。

　　其中，北京市由于工业搬迁使得工业所占的百分比只有51%，而居民化石燃料燃烧的贡献占29%，再次是电厂占14%，机动车占6%。

　　同时，京津冀整个区域原生排放的PM2.5的来源与PM10有很大差异，主要的PM2.5排放源为机动车、工业和电厂。其中，机动车排放和道路扬尘所占比例为50%，工业排放的贡献占37%，电厂排放占8%，居民化石燃料燃烧占5%。就北京原生PM2.5排放而言，机动车排放占50%，工业占38%，居民占8%，电厂占4%。

　　区域二次粒子控制是重中之重

　　着重控制整个区域的SO2、NOx和NH3的排放。

　　同时，《解析》也对京津冀地区的PM2.1化学成分做了分析。

　　“这里确实是PM2.1而非PM2.5，这是由我们采用的全化学成分谱源解析方法决定的。”王跃思对本报记者解释，PM2.1的解析结果与PM2.5的解析结果类似，不能完全画等号，需要经过换算。

　　结果发现，二次水溶性离子硫酸盐、硝酸盐和铵盐占30%~40%，碳质气溶胶占30%~40%，金属元素占10%左右。

　　为此，课题组提出建议，为了控制细粒子污染，河北西南部、天津和河北东部站点应重点控制冬季的一次污染物排放，包括原生排放的SO2、NOx、NH3、PM10和PM2.5，夏季则需要重点控制一次气态污染物SO2、NOx和NH3的排放。

　　同时，北京和河北北部站点冬季应控制NOx、PM10和PM2.5的排放，夏季应控制SO2、NOx和NH3的排放。乡村站点一次污染物排放量均较低，但仅靠二次粒子生成和传输仍然使得PM2.5年均值和日均值超标，说明区域二次粒子生成量较大。

　　王跃思分析指出，区域二次粒子的控制是重中之重，也就是要着重控制整个区域的SO2、NOx和NH3的排放。

　　换句话说，对PM2.5的控制，首先要从源头控制，在消减一次排放的PM2.5的同时，大力消减PM 2.5的主要气态前体物SO2、NOx、NH3和VOCs的排放。但是考虑到PM2.5化学组成的时空差异，应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季节特有的致霾因子制定不同的消减策略。

　　以北京为例，PM2.5大约30%~40%来自原始排放，20%~30%来自大气中的光化学转化，30%~40%来自区域的协同贡献。北京市虽然能降低自身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却无法解决周边污染物的生成和传输。

　　“单靠一个地方政府努力，永远达不到新标准的规定。区域联防联控，是解决PM2.5问题的前提，但由于联合组织方式本身就需要大量的科学研究，使得区域联防联控的难度非常大。”王跃思指出。

　　建议第二产业移到京津冀以北和以西

　　不容忽视的是加强新排放源研究评估

　　针对京津冀特别是北京地区细粒子污染，课题组也提出了一些可操作的建议。其中，首先要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降低高能耗的第二产业比例。

　　在产业布局上，王跃思分析指出，由于偏南风容易导致京津冀地区的高污染，将京津冀作为一个整体考虑产业布局，建议高能耗的第二产业(工业电厂等)移到沿海地区或京津冀以北和以西的高海拔地区，这有利于一次污染物的扩散和沉降。

　　“在环境监管措施上，应快速推进脱硫、除尘和脱硝设备的安装和使用，特别需要加强大气污染物处理设备的有效使用和独立监管。”王跃思分析，同时还应加快推进低硫煤、天然气、太阳能和风能等清洁能源的使用，提高油品质量，从根本上降低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污染物。

　　此外，不容忽视的是加强新排放源研究评估。观测研究发现，燃油含硫量偏高、餐饮烟气排放VOCs和区域来源不明确的NH3排放，都对PM2.5有不可忽略的贡献，需要加强监测和评估，确定源头后才能制定应对措施。

　　课题组指出，京津冀NH3的可能来源如若确定为近海养殖、畜牧业、农业(主要是化肥过量施用)、汽车(三元催化过量)、工业脱硝(还原剂用氨水或尿素过量)和垃圾处理，即可制定相应减排措施，可削减大部分NH3排放，从而使大气中PM2.5减少15%。

　　同时，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毅指出，我们应鼓励各利益相关方特别是社会公众的参与，因为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是一项跨部门、跨区域的复杂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因此建立统筹协调和协商民主机制非常必要。

　　“一方面，通过落实更透明的信息管理和公开制度，建立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保障机制，包括建立公众参与的环境决策平台、环境监督平台和环境司法救助平台。建立健全公众环境诉求的反映和沟通渠道，是保障社会稳定的基本出路。”王毅建议，“另一方面，改革现行的社团管理制度，取消各种不合理的规定，放松对非政府组织的管制，鼓励民间环保公益组织的发展，真正使公众成为促进环境保护的骨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