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入刑”争论 醉驾入罪司法难解立法困顿
民众因高晓松案对司法严惩醉驾抱以更高期待，最高法发出“不入罪”“取保候审”等轻刑化指令，不免再度激发出民众心中的隐忧。
在重拳整顿醉驾的舆论浪潮中，几则新闻倍加惹人关注：“醉驾入刑”以来广受瞩目的两个案件——“长安街英菲尼迪车祸案”和“音乐人高晓松醉酒驾车案”同天公审，高晓松当庭被判拘役6个月；最高法发布醉驾入刑的最新指导意见，要求醉驾情节轻微不入罪，被刑拘者可视案情取保候审，北京、东莞多家法院已收到通知。
这是巧还是不巧？或许暗示了司法在惩治醉驾犯罪上的困顿。一方面，高晓松成为目前为止因醉驾被判刑最重的人，这也是刑法中“危险驾驶罪”所能适用的最重刑罚。司法机关顶格用刑，似乎有意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习惯酒驾者，同时也缓解舆论对选择性司法或执法不公的猜忌。但另一方面，民众因高晓松案而对司法严惩醉驾抱以更高期待，最高法发出“不入罪”“取保候审”等轻刑化指令，不免再度激发出民众心中的隐忧。如此司法指示，岂不有损高晓松案确立起来的司法权威吗？
单从法律理性分析，上述两方面的司法活动都合乎逻辑。司法机关之所以严惩高晓松，不仅仅是舆论紧盯不放，主要还是因为醉驾导致了较严重的后果；最高法之所以发出指导性意见，也是为了把握醉驾的入罪标准，防止打击失偏。毕竟每个案件都要考虑具体情节、危害大小，依法适用取保候审，本无不当。
但是，从“醉驾未必入刑”到“视情节取保候审”，舆论依然表现出了极度的担忧，甚至有人认为最高法的表态让治理酒驾前功尽弃。纵观近期人们对司法惩治醉驾犯罪的争论，无外乎当初立法时的那些老问题，最终确定的刑法修正案(八)一味遵循了民意的诉求，对危险驾驶罪并未规定其他附加条件。
不难看出，立法机关很大程度上回应了民意的期待，但是留给司法机关的却是一个不好收拾的摊子。如何避免打击面过大，如何恰切地区分情节进行司法惩治，这些难题因为立法的模糊而加诸给司法机关，由此造成司法审判的困顿。
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寻求统一化解释的路径，显然背负着更大的责难风险。例如有人呼吁司法机关出台司法解释，有人则认为这涉及对立法本意的理解，不宜再由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来平息争议，而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法律解释。这种谁有权解释“醉驾入刑”的争论，也凸显司法在化解立法困顿上的无奈。
无论司法实践中对于醉驾的严厉惩治，还是解释文本上寻求宽严相济的出路，司法机关本身的努力很难在民意与司法理性之间作出妥当的均衡。这样的司法之忧谁来化解？可能最终还得回到立法的轨道上。
本报特约评论员傅达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