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三年在成都、两年在武汉的精心打造，2015(第六届)全球汽车论坛将于6月9-10日移师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次论坛以“大变革：重构产业体系”为主题，800多名中外专业人士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未来汽车产业格局变迁。以下为发改委研究员俞建国讲话实录。
发改委研究员俞建国俞建国：大家下午好！感谢会议主持方邀请我在这么一个重要的论坛上做一点发言。
首先，祝贺第六届全球汽车论坛成功召开，并且祝贺中国的汽车工业在世界经济危机以来，逆势而上，连续六年产销居世界第一。
今天我讲的主题是“认识新常态，把握主动权”，就咱们中国来讲这可能是一个老话题了。马利克先生在会议之前送给我一本书，这本书里谈到，他说，“作为一个企业家，正确的战略与经济形势无关。”所以恰恰把我今天讲的主题否掉了。我觉得马利克先生实际上强调我们企业的内功，要把内功做好，不骄不躁，而中国的企业家在中国的环境恰恰是又骄又躁，天天盯着股市，天天盯着房市，天天盯着GDP，所以我不得不讲一讲。
今年是“十二五”收官之年，我们中国的GDP增长已经连续三年在8%以下了，这是20多年，1991年以来从没有出现过的情况，今年要实现7%的预期，现在看来仍然是困难很大，下行压力比较大。这样就引出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形势算好？什么样的形势就不能算好？因为从经济分析的人来说，特别是我们的一些企业家认为增长快一些肯定形势就好，慢了就不好，上行期是好，下行就不好；快速就好，慢速就不好。因此一些专家学者也好，我们企业家也好，都是希望政府在经济下行时期能够出重拳，强刺激，把我们经济抬起来，这样各行各业都能够得到快速发展。
以我个人对我们国家经济的长期研究，我前几年专门对“十二五”规划做了一个前期分析研究，通过对我国历史上的一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有这样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就是我们的增长速度与经济结构密切相关，过高的速度对我们的结构调整不利，对我们的改革不利。
恰好我也是用两根曲线来说明这个问题，马利克先生刚才也是画了两根曲线，一红一绿，我也是想用这两根曲线来做一个说明。这两根曲线，红的主要代表投资，如果进出口是为0，那就是全为投资了；绿的曲线是代表我们的消费，纵轴是我们投资，或者我们消费的弹性系数，横轴是GDP的增长速度，大体指的当年价。这个图两条曲线反映的是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消费的弹性系数两者的关系，我们投资和进出口弹性系数和我们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就是两个交叉的地方，按当年价算就是8.2%左右，当年价，按可比价大体是7.5%，就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7%-8%的时候，我们的消费和投资弹性系数都是1，如果我们超过了8%，甚至超过了10%，经济增长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投资就是1.1%、1.2%，增长速度越，如果说14%，前两年14%的速度，这个弹性系数，投资就变成1.2%、1.3%，还会往上走，消费恰好反过来，增长速度越快，超过了10%，GDP增长1%，消费增长0.9%，经济增长如果是14%、13%以上，消费的弹性系数就是0.9%、0.8%，会往下走，大体的平衡点就是7%-8%，在座的企业家如果有兴趣，对宏观数据感兴趣大家下来可以算一算，两者有一个平衡点，超过了平衡点的增长速度，我们想调结构已经很困难了。这个只是一个平衡点，能够保持我们的投资消费，以及二产、三产能够稳定的一个平衡点，超过了就不行了，为什么呢？如果增长速度在8%以上了，到10%，甚至更快了，更需要投资增加，根据弹性系数。而投资拉动什么呢，100块钱的投资拉动92块的工业，其中62块是土建部分，钢筋水泥，我们的建筑安装这块，30块钱才是买的工业设备，这就是90多块钱，购买服务业的交通运输、商业等等，也就是6、7块钱，基本不需要农业的投资。所以增长速度越快，越依赖于工业，越依赖于工业，我们的三产，我们高质量的装备工业就难以发展，发展的都是我们的低端产业。卖一辆汽车还不如卖一两吨钢筋赚钱，还不如卖几袋水泥赚钱，这样我们产业结构就不可能升级了，也没必要升级了，对不对？那时候傻瓜都赚钱，最低端的都卖得很畅销，那你说产业结构怎么升级呢？另外就是对我们的政府职能转变，对我们的改革，对我们的体制改革很不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目前的经济体制是政府主导型的体制，我们的政府在主导产业发展方面，中央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地方政府在园区建设方面，各种各样的开发区、高新技术区、大学院区，什么奥运村等等，我们的地方政府都在主导着，所以我们地方政府起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同时他还是一个领队，招商引资嘛，对不对，然后就划定园区大家赶紧来嘛。所以我们经济增长越快，越依赖于我们政府的工作动力，其结果必然损害我们企业的，特别是民营企业创造力的投资，我们民营企业就成为一个替补队员，在国民经济的地位当中，虽然我们已经给它抬到了基本的经济制度的层面，但实际起的作用还是衣食补缺。因此，当我们政府在准备让我们各级政府转变职能的时候，特别是在最近中央花大力气解决我们腐败问题的时候，我们原来增长的润滑剂就干涸掉了，使得我们经济运行出现不顺。因此，如果我们一旦把数字放得太高，显然对我们转变政府的职能，以及现在这一段时间以来中央政策的落实是不利的。
因此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意识到，我们的增长应该控制在7%-8%左右是比较好的，放宽一点，从中长期，三五年来看，那就是有的年份可能高一点，8%-9%，有的年份低一点，低于7%，比方说6%，这从未来来看都是有可能的。
剩下就是我们关心今年会怎么样，因为从今年来讲一季度是7%，很多人呼吁，政府应该出重拳了，该适当的强刺激了，我总的感觉很关键的是看二季度，如果二季度数据低于，比方说6.5%，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最高决策层的底线是多少，但是我们判断，我感觉全年速度可能底线不会低与6.8%，季度可能不会低于6.5%，如果低于6.5%了，可能我们的这些精准的宏观调控，我们的“滴灌政策”可能适当地加大一点，比如改成一定的“喷灌”，某些基础行业，某些地区可能加大投资力度，但是如果第二季的数据还是6.5%以上，我估计我们仍然是以“滴灌”这个精准的调控为主。
所以如何把握我们汽车工业的主导权，我看咱们论坛有几个讨论主题，事实上已经做了回答，那就是要明察秋毫，洞察消费者，依靠创造和灵感，为汽车工业转型提供方向。
最后，个祝贺论坛顺利召开，并且预祝大会成功结束。谢谢主席，谢谢大家！
赵福全：谢谢俞老师的精彩演讲，您作为发改委的经济学家，事实上谈汽车的话，可能细节的东西您不见得了解，但是我从汽车同仁的角度一直有一个困惑，现在汽车厂也已经当之无愧的成为中国的支柱产业，现在整个宏观经济不太好，但是汽车还在6%、7%的增长，应该说重产业里面，我自己个人认为未来10年是我最看好的，不是因为我做汽车，是因为确实汽车很争气，但是汽车人一直觉得国家对这个产业的重视远远达不到我们预期的水平，好像觉得这个产业无所谓，房地产今天调控明天又放开，但是对汽车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到底该怎么做？您觉得汽车产业在您心目中，在国家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您如果站在我的角度，应该给政府提什么样的建议呢？
俞建国：关于汽车产业，实际上从当年“九五计划”，1995年定为支柱产业的时候争论就很多，包括过去的委主任，最大的担心就是城市的拥堵，汽油的消耗。中国是缺乏汽车资源的，石油资源的，因此如果大发展就必须依赖海外市场，依赖度非常大。再一个，整个亚洲国家汽车几乎都是饱和，香港、新加坡、日本都是限车限行，所以当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就是在很无奈的情况下，人家说了，你不上汽车上什么呢？是在这个情况下把汽车作为当时的四大产业支柱之一列了进去，当时起来发展也很慢，结果没想到2002、2003年以后对个人开始放开以后，汽车是非常快地进入家庭，速度是远远超过我们，2008、2009年是我给纪委做了一个发展的“十二五”规划，其中我们是根据2008年的数据夺的，当时汽车，城市的家庭，百户大概就是6、7辆，当时我们做个大胆的预计每百户应该30辆，实际上去年已经大大超过了，每百户已经35辆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大部分人对汽车产业是看好的，尽管少部分同志可能有犹豫。更主要的是他们没想到汽车不光是量的问题，量主要是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大有发展前途，而我们的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应该是上的汽车的档次，由一台五六万，七八万的，逐渐上升为十几万、二十万、三十万的，向中高端走，这个是城市里未来汽车产业的方向。所以只要我们抓住了中国人对未来消费的动向，洞察这个方向，特别是高端人群，我们的汽车产业必定能够引领我们整个机械行业，甚至整个工业。
赵福全：谢谢俞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您讲说当时1995年做规划的时候，觉得亚洲的城市很拥堵，日本、香港也很拥堵了，但是我认为这是两个事，汽车社会车拥堵了，环境的问题，和汽车产业完全是两回事，既有内在的联系，但是相互彼此之间又是完全独立的，因为韩国人口不多，产量的话，本土的消费也不大，但是它有大量的出口，这是汽车制造业本身应该做强的问题。
最近国家也发布了制造业如何走出去，汽车也列到里面去了，但是从现在的角度，你说我们卖钢筋、卖水泥都比汽车还赚钱，您觉得是不是已经不正常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制造业还要靠钢筋、水泥走出去，合适吗？
俞建国：主持人提了一个很好的，也很尖锐的问题。但是就我感觉来看，我们想走出去的岂止是中高端汽车，问题是整个国家现在政府主导，包括纪委、发改委的规划，水泥行业要走出去，钢铁行业、煤炭行业，什么行业都走出去，它不走出去，它那个行业的人奔小康怎么实现，是让他回过头来生产汽车呢？还是他来大出口呢？所以国家在平衡这个问题上确实很困难的，就像东部地区要率先奔小康，赶四小龙，中西部地区我们怎么办？我们是要赶沿海地区，我们要发展，你中西部地区发展发展什么呢？总的来讲技术档次比我们东部是要差一截，稍微中下端的东西他搞不搞呢？这在国家当中也需要平衡。因此这涉及到行业之间的平衡，地区之间的平衡，归根结底是我们每一个人收入之间需要一个平衡，这个平衡解决不了，这个收入差距之大，会把这个社会的矛盾闹得很大，政府可能是经常处于一种危机控制，危机防止，那这个任务就非常重。
赵福全：谢谢俞老师！感谢俞老师的精彩演讲。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小时马上就结束了。事实上俞老师谈到了很重要一点，政府也难，一手谈“N+”，要平衡，但是我认为总得有一个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可能因为我是干汽车的，但是我真的觉得汽车是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平衡之中应该把一些不重要的次要矛盾，政府告诉我们要抓主要矛盾嘛，所以这点还需要俞老师这种在中央高层有话语权的人多为我们汽车呼吁，不是为了汽车，为整个国家未来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占领制高点的把握，我想制造业是载体、龙头、抓手，没了汽车，《中国制造2025》形同虚设，就没了方向。我认为很多东西都很难，要平衡，我们要纠结，股票不进难，进了卖还是不卖也难。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纠结的时代，事实上这就是新常态，也带来了新挑战，更带来了新机遇。什么是新常态，我的理解就是不是不增长了，是增长的方式改变了，原来强调量，现在强调质。新挑战也不是灾难，实际上是竞争方式的改变，是由原来的机会主义向实力主义的改变，新形势就是在新常态下带来的新机遇和新能力的提升，我认为只有新能力的成长才能面对新挑战，抓住新机遇。
现在很多人都在说互联网思维，其实我个人认为互联网思维就是新形势下我们要审视我们曾经做过的每一件事，审视我们做过每件事的每一个方法，做每件事的目的，更要挑战我们曾经做事的思维，我们要再启动，再远航。新形势下需要冷思考，需要冷静，需要深深地认识到我们新时代下的新实力到底在哪儿，我个人认为未来的中国需要实体经济的支撑，实体经济更需要高质量，不断创新的支撑，只要抓住了高质量和不断的创新，有了这两个点，我们用两位发言人，著名的经济学家的话来讲就是，我们就可以在巨大的变革中能够争取把握住更大的主动权。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