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驾是一连串的事件

　　文 | 李晋、马丽

　　“酒能使人亵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圣经？箴言》20章1节

　　喝酒本身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不是从现代社会才开始。《圣经》中最早记载醉酒之事，是大洪水退去，挪亚出方舟之后学会酿酒，一次大醉后裸露下身，而遭到次子迦南的羞辱，引起挪亚对迦南的诅咒，进而影响到后来以色列人和迦南人这两个民族几百年的征战纠葛。

　　频频发生的车祸，已经让我们很轻易地得出一个结论，即酒后驾车是罪魁祸首。如美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事件中，约有40%是由酒后驾车引起的。对此，聪明的经济学家大概会提出至少两种方法来防止人们酒后驾车：首先，提高酒后驾车者的被抓预期和肇事成本。这点对于我们普通人也不会过为陌生。芝加哥学派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贝克尔(Gary Becker)和波斯纳(Richard Posnar)曾经就此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作为经济法学家的波斯纳认为，酒后驾车出事之后，强加给社会的外部成本(externalities)应当让肇事者本人来承担，必须对酒后驾车者处以巨额罚款，并吊销驾驶执照；造成严重事故的肇事司机还要坐牢。只有当严厉的处罚与其所造成的伤害程度相对等时，才能实现禁戒人们酒后开车的目的，减少社会的损失。

　　而贝克尔提出，酒后驾车面临的另外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是，我们究竟更需要的是“事前监管”还是“事后监管”。毕竟从社会成本收益考虑，严厉惩罚少数人比轻微处置多数人的成本更低。因此，只有当事后处罚没有更好地起到威慑作用时，那些没有引起交通事故的酒后驾驶者才应该受到严厉惩处，因为可能很多酒后驾驶者低估了交通事故发生的预期，或者他们相信通过减速能够防止危险的发生，也有可能是他们高估了自己的酒量和开车技术，更也许他们已经对酒后驾车习以为常，完全没有意识到在开车之前，他们已经避免不了喝酒了。这些都为“事前监管”提供了条件，必须在逮捕之前采取措施，如征收苛刻的酒精税。

　　尽管两者之间有些分歧，却共同体现了芝加哥学派的一个传统——通过社会成本(social costs)问题来解决社会问题。

　　第二种方法，乍一听有些匪夷所思，其实也确实有理，就是降低汽车的安全性能。这也是诺奖得主、新制度主义的领军人物诺斯(Douglas North)提出的。他发现当汽车的安全性能提高后，驾驶者就更有可能倾向于马虎驾驶。他引用了一项研究成果：“拥有安全装置的轿车与未装用之前的轿车相比较，汽车事故发生率超出了合乎比例的份额；驾驶者所冒的风险也有所增加，例如酒后驾车数量增加了；相对于那些装有安全装置的汽车驾驶者来说，过路行人因汽车死亡的百分比也会大量增加。”基于此项研究，他指出，美国政府强制增加汽车安全装置，其效果反而导致驾驶员更忽略自身责任，只依靠外部安全设施。所以外部强制性措施并不能补足人自身缺乏道德约束的方面。

　　经济学家永远会试图在成本中找到可能的答案，而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却始终认为此类社会问题的背后，指向一种更深层的结构性危机。汽车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之中，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就社会学的角度而言，也标志着一种权力的支配(power domination)，是一个象征性符号(symbol)。汽车族在一起时，就成了更微妙的等级社会，喝酒是这个社会隐喻的故事，而酒驾就是一种暗喻的修辞。

　　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不是在醉酒和清醒之间，而是在有多少的焦虑和不安之间徘徊。当个体的人普遍蜷缩在自我的空间中时，我们渴望能有一个安全的、开放的公共空间，一个透明的公共领域。现代社会失去了古典时代人们对于公共事务的关心、彼此间的信任和关怀、对于参与公共事务的美德的推崇。古典时代有“会饮”(symposium)这样的场合，人们一边品酒，一边参加公共事务的典礼，也颂赞爱和美德。这种充满理性的男子气概的公共生活方式，也是城邦中的美德之一。

　　现代性导致的失落，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美德、彼此冷漠、互不关心。在绚丽的科技、通讯手段背景下，每个人的心似乎都躲进了一个现代机械中，某些情境下，他需要的可能只是在彼此冷漠的人们中，通过酒量来确定彼此间的信任，和一种社会阶层的排序，甚至以喝酒本身作为一种交换的意识，来赎买我们公共性的丧失。无数的人批判过现代性所导致的恶果。没有了绝对的道德真理，一切相对的恶果归根到底就是，我们很少再思考道德本身的意义，正如经济学家所做的，他们只需要对成本收益进行核算，对于他们而言，好和坏是相对的、次要的。没有了道德标准的尺度，人浸淫在一种缺乏约束的现代性之中，个体驾车者面对的是社交过程中的孤岛。社会信任的缺失，使他只能去迎合这样的文化，通过酒量来获得一个群体的接纳。他在整体的文化氛围中显得拘束而有一种无力感。而酒桌本身成了一种社会的祭坛，喝酒成了一种献祭仪式，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而无助的个人无法拒绝这样一种集体的献祭，无法做到特立独行，因为其背后可能是你未来需要的满足，或者你职业生涯的一次升迁，最不济也是你人际交往关系的再次扩展。在这种集体的氛围中，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是一个胆怯者。是的，现代人的骄傲感，尤其是男性的，使他很难用像“我今天开车”这样的话来拒绝加入众人的祭祀仪式。一句怂恿男性尊严的话，或一个怀疑不屑的眼神，都会立时让他的心理防线失守。即使在不情愿中，大口吞酒也可以作为一种反抗式的发泄，换得半醉的观看者们一阵叫好。

　　然而，当酒醉后驾车而行时，每个人都回到他个体的存在之中，必须面对却又不愿面对又一次无意义的荒宴。在自己的车中，他不会对于其他生命有什么同理心。他可以选择走路回家，但当我们作为个体的人行走在茫茫人海中时，我们彼此会对于他人有所尊敬而保持一定的距离，会刻意地不愿与别人发生肢体的碰撞。现代性的宴席结束之后，人更愿意退回车内的私人空间里，他会感到安全和一种掌控感(sense of control)，不必忍受路人之间小心谨守的身体界限。甚至在事故发生时，酒驾者都无法感受到那位受害者的气息和痛苦，只有因法律的惩治或付上的成本而感到惧怕。对另一个生命本身，他很难做到感同身受。当这些生命在法律或经济意义上有了标价，而肇事者又丝毫不用面对道德上的约束，加上他意识到这个社会已无正义的裁判者时，一个胆怯的犯错者转瞬间就会蜕变成一个肆无忌惮的无赖，想出各种托辞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已经荡然无存，需要的是划分敌友，清楚知道所承担的金钱赔偿是多少，或者是彼此间社会地位的高低，以测量自己话语权力的强弱策略。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说这句话的时候，应该不会想到现代人的冷漠会造就这样一个扭曲的时代。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的支配和隔离，会将人性慢慢地物化。在这个物质化的世界中，一切都能够用成本核算，那么，人们只要能承担一切核算清楚的代价，就万事皆有可能了。这种本身物质化的虚无主义消解了人们彼此之间的同情和忏悔之心。宴席、汽车以及喝酒的人，都作为一场华丽的权力剧目上演，幕布落下后，每个个体的懦弱和胆怯无处可逃。

　　再回到酒后驾驶，这个已经被谈论了数十年的、触及我们心灵的话题。每一个具体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只是我们看不见在它背后的那只手而已。如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在其残篇中所言，“一个醉酒人的灵魂是湿的，水就意味着死——对你来说，将不可能找到灵魂的外壳。”可怕的不只是一个人酒后驾车，更可怕的是一个社会的沉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