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岁摇号”看限购弊端
官小芙
如果您曾经登录“北京缓解拥堵网”(北京购车摇号申请网站)，可以发现，申请人的“出生年份选择范围”从刚开通时的“1940年至2010年”，已经修改成“1900年至2030年”。据媒体报道，很多购车者为了增加摇中几率，都是全家出动，有些人没有购车能力，也参加了摇号。挤占了大量号牌资源。数据显示，北京最新一批摇号后，实际购车者比例不足两成，很多人抱着“摇着玩、占个号”的心态。
1900年出生，到今年已满111岁，还有参与车牌摇号的需求？这看似是笑谈，却从侧面证明北京限车令仍然有一些必须深入再探讨的内容。
实际上，北京限车摇号的程序涉及方方面面、关联很多老百姓的利益，所以话题一直不断。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汽车业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之一即是“治堵”问题。而对于北京的摇号购车以及由此引发的其他城市的效仿效应，各方反应强烈。
其中，让笔者印象深刻的是全国政协委员李书福的提案《如何解决汽车消费增长和社会协调发展》。敏锐而敢言的李书福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汽车税收收归中央，地方政府并无收益，因此，地方政府才会做出限购举动。”
李书福认为，北京出台摇号购车政策的根源就在于“汽车消费税由车企直接上缴中央财政”，“汽车消费税不归地方政府，地方在快速增加的汽车销量中没有获得更多收益，相反却在承担汽车保有量快速膨胀后的交通拥堵成本，需要为解决停车难、用车难等问题而耗费巨资。一个对政府而言获益越来越少的事情，政府当然会有限制其发展的冲动。”
李书福因此建言，为调动地方政府解决道路拥堵和停车难的积极性，建议汽车消费税在汽车上牌时由当地政府部门征收留用，让地方政府专款专用于道路建设和停车场建设等。在李书福看来，他的这一治堵“妙”招，在目前中央力促各地出台房地产限购政策的背景下，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可行性。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在参加政协小组讨论时表示，北京采取购车摇号并不能真正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转变出行方式，比如大力倡导自行车出行。
刘敬民认为，如果时间够、体力够，应该提倡转变出行方式——10公里骑自行车正合适，5公里走着正合适。
治堵需要综合治理，单靠一种方式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有业内人士指出，限购是老百姓暂时放弃自己的基本权利，将其让渡给政府，愿意承受某种限制，是有条件的。这种放弃是与未来的某种获得相对应的，政府官员应该视这种放弃为莫大的责任。
温总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个关键词，是“幸福感”。这个词被大家广为传颂。1个多月前，广东省省长黄华华谈到北京采取限购政策时表示，广东不会仿效这种做法，“不少人会认为，有私家车就有幸福感。如果限制买车，那是不是就削弱了幸福感了？”随后，广州便希图使出整改城市拥堵的奇招——限制公务车，即给每辆公务车安装GPS，随时跟踪定位以防公车私用。某种程度而言，广州想法比北京市在更大程度上保留了百姓购车权利，无形中或许也增加了居民幸福感觉。Source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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