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一场“公车改革”的长期监督之役
公车改革再成关注焦点。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2011年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等支出原则上零增长,切实降低行政成本。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则下发《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规定省部级官员配车8年一换,不管升职还是平调,“车随人走”;对于省部级以下单位,除规定排量和价格外,还要求按人员编制定车辆数量,且车辆不能固定到人。财政部据此出台《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预算决算管理办法》,从预决算关口加强对公务用车的管理。
在交通日益堵塞、公车消费日益膨胀的今天,出台上述管理办法显然是切中时弊的,但其效果如何还悬在空中。多年来,人们发现,凡是涉及减少普通人福利的,譬如国企改革、医改、教改和房改,都推进神速,而凡是涉及遏制体制内特权的,譬如公车改革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都进展缓慢。
如果从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算起,公车改革已近17年;如果从2003年正式启动“公车拍卖”、“公车货币化”等措施算起,深度公车改革也已近8年。然而,在政府采购中汽车始终位列前三,公车购置费年均增长率也超过20%,与近10年来的财政收入年均增幅大致相当,是GDP增速的两倍。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公务用车总量超过200万辆(尚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编配车),2009年公车消费高达1500亿元-2000亿元。巨大的公车消费数字中又蕴含着巨大的浪费,据统计,私车每万公里运输成本约0.82万元,党政机关单位公车则高达3万元以上。
如何破解公车消费难题?公车改革涉及的利益群体成员之多,面临的现实状况之紊乱复杂,我们同样应做好长期监督的准备,一辆公车一辆公车地监督。
两会提案是目前国情下公民代表参政议政的最直接而完整的机会,应该积极参与。像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自2003年起开始“一个人的公车改革”,自购私车自行驾驶,单位每月补贴1000元,出武汉公干则实报实销,每年可省8万-10万元。基于个人的亲身实证,叶青连续8年就公车改革提交议案,虽然在体制内收效不大,但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树立了公车改革的个体典范,形成积极的舆论气场,可说“功不唐捐”。如果代表委员对公车改革问题能够持续、集中、有建设性地提案,则叶青“一个人的公车改革”终于不会孤独,势必汇成天风海雨。
法律明确规定,政府财政预决算情况必须向人大报告,获得人大批准方可实施。人大可以且应当要求政府将公车采购及运行费用逐项细化,再对之进行事先审核与事后复查。针对民间反映的公车滥用情况,人大还可以组织专门的调查委员会进行查处,这也是有法可依的。
更多的舆论压力来自民间,譬如,公民完全有权向政府申请公开公车信息。去年4月,北京市相关部门发文通报,目前北京市各级党政机关公务用车总量4.9万辆。但在去年11月,央视披露北京公务用车已达70万辆,占北京市机动车总量的近15%。北京市民不干了,到底谁说的是真话?于是,北京市表示,3月底后北京将摸清全市公务用车数量,并通过“谁申请向谁公开”的方式实现透明化。
除了捍卫知情权,要求政府公开公车信息,民间能够做的事情还很多,譬如举报。去年,宁夏财政厅斥资近900万元一次性采购25辆豪华奥迪A6,就被细心市民从政府网站公车中标公告中窥出破绽,旋向媒体举报,引发社会关注。不只靠传统媒体,在W EB2.0时代,民间还能通过自媒体来“曝光”公车违规,比如继“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之后的“随手拍公车违规”行动。在我看来,随手拍公车比随手拍乞丐意义大多了,前者是针对公权力的公共参与,后者看似悲天悯人其实很容易就流于恃强凌弱。不过,“随手拍公车”要能广泛成立,还有待于公车喷上标识或核发专用车辆牌照。几百万辆公车都被标识出来,不会滋生特权,反而是权力走进笼子的第一步。至于给公车装GPS以防止公车滥用,一则投入不小,二是可预计效果甚微——— 监控这么多公车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纯由内部监督,缺乏透明度,动力也不足,还有利益共同体的背景,最后极可能变成走过场。
其中举报之后又会如何呢?在很多时候,可能哼哼哈哈就过关了,这也是目前公车腐败难以遏制的极重要原因,既然违规成本很低,甚至为零,人们当然就会兴高采烈地继续违规下去。但在不少国家,公车私用或滥用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官员因此可能被罚款、下课,甚至会入狱,譬如意大利西西里岛墨西拿市市长朱塞佩·布赞卡与妻子外出旅行,私自使用公车到达游船停泊的港口,就被判了6个月监禁。
欲真正公车改革,首先必须公开现有公车信息,以及年度公车消费预算,让我们知道政府在公车上花多少,是怎么花的;然后必须有一个监督约束机制,来自法律法规、管理办法,来自人大政协,更来自民间社会;最后必须有一个惩罚机制,明确公车使用者的违规乃至违法成本,并由相关机构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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