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标致特许经销商标龙京津总经理高峰，生于湖北十堰的70后，是经销商中少见的根正苗红、又红又专的老总，他成长于二汽(今东风汽车公司前身)员工之家，北上求学于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浸身汽车流通行业十年，用他的话说，所有曾想做和现在做的一切，都缘于骨子里深深的“二汽”情结。

　　魂牵神龙

　　“我从一降生就在见证着中国汽车业的发展。”1972年，高峰在湖北十堰山区一个二汽(第二汽车制造厂)双职工的家庭里出生，这也注定了他以后的命运，必定要和汽车、二汽、神龙这些关键词连结在一起。

　　七十年代二汽的那段历史，早已深深地镌刻在高峰的脑海中，回忆起这些他如数家珍。提起当时二汽作为三线军工企业，在越南自卫反击战中的优异表现，他仍感到荣光。“当年开赴前线的车型中有一款2.5吨六轮载重车，我们都愿意叫它25Y。”

　　当时的二汽在载重车领域几乎没有对手，产品销路好，经济效益就好，员工的收入和福利甚至高出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家庭感觉富足，童年的生活很快乐。”二汽的每个分厂都有电影院、游泳池、闭路电视等娱乐设施，这些在七八十年代还是很奢侈的东西，高峰很小就畅玩其中。

　　像周围很多人一样，大山的孩子高峰对外面的世界满是憧憬，他所在的“二汽第二代人”要走出去的愿望十分迫切，于是80年代末参加高考，高峰如愿以偿地考入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经历了他所谓“从山区向城市发展的进程”。

　　在清华的四年光阴，让他从仅是对汽车具有朦胧之爱的懵懂少年，成长为具备了专业知识的青年人才。但是在毕业当口，他却面临着一个艰难的人生抉择，是回到魂牵梦萦的故土，还是独自闯荡北京。

　　想回家乡，是因为就在高峰北上求学时，东风与当时雪铁龙集团的合资公司神龙成立了。“那种造轿车的冲动也在影响着千里之外的我”，高峰对当时的神龙襄樊试车场念念不忘，“我曾觉得作一个试车手很不错”。

　　这个或许影响着高峰一生命运的决定，最终在掷硬币的动作中完成，一面表示要留在北京，一面是回到湖北，硬币落在了代表北京的那一面。1994年，高峰进入中国汽车工业进出口总公司工作，积累了汽车进出口、经销等相关经验，这一干就是六年。

　　标龙京津十年

　　说到底，高峰的此生际遇都离不开湖北、二汽、神龙，包括他自从2000年接手担任东风标致在京最大经销商——标龙京津的总经理。

　　担任标龙京津总经理，是另一家店神龙京津掌门人的力邀，于是，这两家店就像神龙旗下的双品牌东风雪铁龙和东风标致一样，在北京市场所向披靡。

　　十年的发展间，标龙京津载誉无数。从中国首家拿到跨国公司世界维修冠军的经销店，到蝉联东风标致技术大比武金狮奖，再到摘得东风标致全国金牌销售顾问大奖，高峰言谈间不无自豪。

　　回首一路征程，原来曾让高峰最困扰的事情不是销量如何提升、客户如何达到满意，而是“团队建设”。曾经在一个月内发生了五位员工先后提出辞职的事情，而在这次危机化解之后，高峰对如何加强团队建设也更有心得。

　　高峰的独门秘笈是先组织五个人进行拓展训练，在充满挑战和乐趣的运动中让他们体会了团结、互爱、和谐的氛围；然后就是在销售业绩考核中，变横向对比为纵向对比，即不再让销售顾问间进行业绩对比，而是自己跟自己比，看到自身的成长；还有就是和每个员工深入谈一次话，了解他们的想法，尤其是在他们因为某种情绪准备离职时，这种谈话在高峰看来更加重要，“我觉得他们都是孩子，需要别人引导”。

　　■记者手记

　　大山的子孙

　　初见高峰，便感觉他是一个相当儒雅温文的人。说话声音不大，语速不快，仿佛每个字都是思考揣摩而得。

　　就是这样一个人，骨子里竟然流淌了多年的“二汽、神龙”情结，回想整个采访过程，这似乎是个鲜明的主题。

　　很容易被他感染，一个是他的那种干汽车的人拥有的豪情，另一个是他广泛的知识架构，他也喜欢看时下流行的《非诚勿扰》，热衷过《超级女声》，只不过除了热闹的表象，他还要研究背后的市场营销之道。于是，可见他对各路媒体如何切入客户需求侃侃而谈。

　　他是一个商人，但更像一个读书人。虽身在实务里，他仍然关心汽车专业教育的毕业出口问题，他最钦佩的人物是孟少农和宋镜瀛，前者是汽车界唯一一个中科院学部委员，曾先后在一汽、陕汽、二汽担任要职，为新中国的汽车工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后者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预言电动车的发展，他们都堪称是中国汽车业的先辈。

　　他是大山的子孙，大山外表沉稳却难掩内里石块翻腾，在他那样深沉、严谨、谦和的表象下，骨子里却始终为汽车热血偾张、终生相系。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关囡